记者：您还喝苦康巴利吗？
　　扬：不喝了。或者说，只有在夏天才喝。现在我喝潘氏香槟，加一片黄瓜皮。
　　记者：杜拉斯死后，您系着一条瓢虫图案的领带。您不是不喜欢彩色领带的吗？是不是变了？
　　扬：没变。我仍然不系彩色领带。那条瓢虫领带，我非常喜欢，可后来坐出租车时丢了。
　　记者：杜拉斯的那些戒指去哪里了？
　　扬：她临死之前，手指细了，我把戒指摘了下来，应该在她儿子那里。她曾对我说要送我一只，但没有送。这没关系：我受不了戒指，它使我有压迫感。我买了戒指，又把它们送人了。她还有一个小小的银手镯，但那东西，我坚持让她带走了。您知道，我几乎没有她的任何东西，甚至连我写给她的信也没拿回来。
　　记者：您是文学遗产继承者。您将成为百万富翁。
　　扬：根本不是那回事，遗产继承刚刚办妥。有许多版税要付，我只得百分之十。
　　记者：您曾经给杜拉斯开车。您现在还开吗？
　　扬：我又开车了，开我母亲的车。至于行走嘛，我也在重学。当我出了我关了两年的蜗居，我都忘了走路了。况且，跟杜拉斯在一起，我已失去了走路的习惯：我们去哪儿都开车。
　　记者：杜拉斯曾说，您真的什么都不干。除了这本书，您还是什么都不干吗？
　　扬：啊，是的。我没干什么大事。我写信。我给人写信，随便给人写信，但决不给作家写信。杜拉斯她不停地写，但我没有这种需要。我看着大海。我走路。我不会对自己说：“天哪！我得写作了！”
　　记者：您怕永远成为杜拉斯的鳏夫吗？
　　扬：不，我不是鳏夫。倒是她是我的寡妇。
　　记者：这话是什么意思？
　　扬：也许是她更需要我，而不是我更需要她。她的聪明之处是让我以为恰恰相反。否则，事情不会这样的。我不仅仅是侍者。或者应该说，她需要我这样的侍者。
　　（文中记者为菲利普·朗松）
　　译自1999年9月2日法国《解放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