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就是杀人，他讽刺地暗忖道。他马上感觉到，贾丁已经知道他在想些什么。
　　“我认为，你对自己是不大公正的，上尉。我已经仔细看了你的档案资料，我们已经跟许多与你交往过的人谈了话。有些是朋友，有些是敌人。我的办公室有相当广博的研究能力。
　　虽然无法与个人接触相比，不过我觉得我对你已经十分了解。
　　我认为，你的潜力还没有发挥出来。“这些话贾丁还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先生，我只是一名普通的军人。但我觉得，你把我千里迢迢地接利雅来，不仅仅是为了问我伊拉克防线后面的政治情况。你的皮肤一点也不黑，除非你真的一天二十四个小时生活在地下室里，否则你就是从英格兰来的。那个穿着上校衣服的人，也许是在扮演幽默家的角色，但他显然极其精明，现在，你又跟我讲我故乡的语言。你讲的，要是我可以那么说，有点像是西班牙维戈一带的腔调。也许，可能，是厄瓜多尔，那里的许多移民是从西班牙北部去的。因此，有理由推测，你管的
　　讲那种语言的而不讲阿拉伯语的地区。要是那样的话，先生，请允许我直言，我们可以免去那些浪费时间的开场白。你干嘛不怕麻烦地把我接到这里来呢？”
　　贾丁还是没精打采地坐在椅子里。我快老了，他对自己说，长时间的飞行已经使他感到精疲力竭。但是赞美天国里的上帝。这个年轻人很可能就是他所需要的人。
　　“龙尼，请你出去一会儿。”
　　萨波多喝光剩下的伏特加，走开了，关上了门。闹钟发出安详的响声。哈里·福特怀疑这里是不是装有隐藏的麦克风。
　　那个在塑胶通行证上的名字是弗雷德里克。埃斯特戈米的人，被称作是龙尼，福特对此一点也不觉得意外。
　　到了奉承奉承这位候选人的时候了，贾丁暗忖着。到了透露一点最高机密的时候了。最高机密谁都喜欢听。
　　“在谈正题之前，哈里，”——他又重新讲英语——“你会有兴趣知道，也只是在特种航空队的范围内说说，你几个晚上以前从地下碉堡里押送回来的那位情报少校莫达法。阿尔萨利姆，现在高兴得像支金丝雀那样在歌唱。他已经自愿要求被派回伊拉克去从事渗透工作，在复兴社会党领导人当中建立一个异议份子的组织细胞。”他把头凑过来。“我们仍在对他进行评估，但这个计划有可能取得成功。不管怎么说，我们十分感谢你。”这个消息是真的，没有必要撒谎，那个家伙会觉察得出来。
　　哈里发现他在看着自己。“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戴维。哈里，跟我谈谈你在北爱尔兰的工作情况。”
　　“这恐怕不行。”
　　“我来找一种说法。我已经知道你干了两年的秘密工作。
　　你的化名是理查德。克拉克，你的掩护职业是普林西克重鞋厂的游行推锁员。你们第二小组的负责人是比尔。富尔顿上尉，人的化名是比尔。麦凯。你的保安区联络官人是曼迪。赛明顿，你跟她有过一段恣情放纵的时间，直到她跟隶属陆军航空队的一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订婚了。主要给你提供消息的人叫利亚姆。卡西迪。还要我说下去吗？”
　　贾丁的眼睛注意着福特每个细微的表情变化。福特举起两双手表示投降。两个人都咧嘴笑了。
　　“我本来的意思是，想问你当时的感觉怎么样。你是不是很喜欢那种任务？靠着撒谎过活的滋味怎么样？你有几次出了差错？只是据你所知的次数。”
　　“我是不是具备干那种事情的才能？你是不是想说这个？”
　　“是想问。”
　　“对，想问。你是不是想问这个？要是那样，戴维，你干嘛要问？你干嘛不让我去执行一项重要的军事行动，而要把我带到这里来讲西班牙语，告诉我那些小秘密，问我是不是喜欢当个……当个小间谍？”他用敌视的目光盯着贾丁。该死的秘密情报局，他们以为自己是什么玩意儿？那些自以为了不起的家伙。
　　贾丁等了片刻。他的工作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就像打猎一样，有时候你得把握好时机。为了引诱哈里·福特，贾丁和萨波多曾经准备了错综复杂的花招，就像猜谜游戏那样，但贾丁的本能在警告他说，那些已经毫无必要了。这的确就像引诱一样，容易忽略猎物本身可能就是正希望得到那个同样的东西。
　　甚至到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有意识到。
　　真是白费心机，贾丁暗忖道。“这些问题你问得完全对。
　　我从伦敦飞到这里来，是因为你的司令官说什么也不肯把你借给我们。福特上尉，我的名字叫戴维·贾丁，我在外交部拥有领事的头衔，在秘密情报局是个地区总监，如果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的话。我为首相和内阁办公室负责在拉丁美洲禁区开展进攻性情报工作。我的同事和我认为，有三个人有希望可以渗透到该地区的古柯硷集团组织的行动中充当先锋，发挥——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关键作用，你就是其中之一。我是打破我们单位之间的常规，哈里，给你在秘密情报局提供一个职位。要是你愿意跟我一起干，那就意味着要辞去你的军内职务，哎呀，没有关系，我的上司会跟陆军委员会交涉，顺利办好你离开部队的手续，那样到了合约期满的时候，你还可以回到部队去。不过，那样的话，就意味着要至少两年以后，你才能重新指挥你自己的特种航空中队。作为回报，我能给你的只有连续不断的危险、孤独，以及没有公开荣誉或奖励的、秘密为国效劳的机会。”
　　一片沉默。
　　“这会是在哥伦比亚？”哈里问道。
　　“在南美洲。”
　　“我的妻子怎么办？”
　　“她可以允许知道你已经加入我们的办公室，但当秘密情报人员的事情，她只能保守秘密。你们的人已经对伊丽莎白进行过安全审查，因此那不会发生什么问题。”
　　哈里·福特沉思着。他看上去显然不感兴趣。我把事情搞垮了。贾丁心里在想。真该死。
　　接着，福特抬起头来，直到这个时候，他才意识到自己是多么怨恨树獭麦克斯威尼。树獭曾得意洋洋地对他说，他刚刚失去了因作战勇敢而受勋的机会。而他确实是勇敢。实际上是非常勇敢。
　　“跟我说说薪水和条件吧！”
　　哎呀，天赐福佑。谢谢你，天国里的上帝。你真是乐于助人啊！
　　贾丁精神为之一振，坐起身来。他拿起没有喝过的伏特加，朝着那个年轻军人举过来。
　　“你不会对此感到后悔的！”他撒谎说。
　　伦敦市警察局里有一个部门，它的职责是反颠覆、反间谍，以及对付某些恐怖分子的活动。它的名字叫做特别分局。
　　这个分局原先叫做特别爱尔兰分局，是上个世纪末建立的，目的是要对付新芬党人和爱尔兰共和军在大不列颠岛本土的暴力活动。为了赢得爱尔兰独立，那两支力量开展了规模不大却又非常致命的游击战。在一百多年时间里，这个分局扩大了业务范围，增加了各种资源，但爱尔兰问题仍是一个令人头痛的主要问题。
　　一九一九年，绿岛上三十二个郡中的二十六个都赢得了独立。但是，由于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和爱尔兰叛军的领导人埃蒙。德。瓦莱拉之间达成的协议，主要是苏格兰裔新教徒居住的北部六个郡没有包括在独立协定之中。爱尔兰共和军中的残余分子发誓要把北部从英国的统治下解放出来。
　　到了一九六O年代，他们偶尔接些炸爆活动，向边境海关检查站发动零星进攻。那些事件在北部被看作是无可奈何的事，而对那个共和国里年岁大一点的公民来说，则被看作是可爱又可气的事。
　　天主教徒在那六个郡里处于少数。在一九六九年，其中激进的年轻人觉醒了，他们打破了这种现状。他们团结一致，抗议执政政府在他们这个小小附属国里的高压政策。那里的居民被剥夺普选权，没有平等的就业或住宅的机会，受到气势汹汹的北爱尔兰皇家警察和它的兼职志愿警察的严格管治。
　　电视摄影记者前来报导他们声势不大的示威游行。兼职志愿警察开了过来，他们采用了暴力，用警棍砸他们的脑袋，对手拉着手、唱着歌的年轻人——其中有些是学生，有些是工人，还有许多失业工人——施放催泪瓦斯。居住在比较开化地区的那些轻松自在的观众看了那些场面以后，就变得不大轻松起来。
　　这可是给那个拍手唱民谣的、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的黑手党送了一份厚礼呀。他们从泥炭里，或是他们所谓的草地里，挖出几支生了锈的李一埃菲尔德式点三0三口径的步枪，从老奶奶的茅屋顶下拿出一些点四五口径的韦伯利式左轮枪，把它们仔细擦拭上油。那些孩子们——人们是那样亲昵地称呼他们的——放了几枪，跟装备和训练都比他们优良的兼职志愿警察和他们的非法民间对手，北爱尔兰新教徒保卫协会、北爱尔兰自由斗士以及北爱尔兰志愿部队进行较量。
　　伦敦的议会派部队到这个省，这些士兵们既不支持兼职志愿警察，也不支持新教徒的半军队性质的组织，他们的开始时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他们是来保卫受压迫的少数派和恢复正常生活的。
　　此时，出现了更加坚决的激进分子。他们鼓励爱尔兰共和军加紧他们方兴未艾的叛乱活动，使其如火如荼。接着，更激烈的枪战发生了。他们学着这个业已崩溃的大英帝国其他地方所采用的恐怖战术。在塞普路斯，出门逛街买东西的妇女不是被枪杀在她们的孩子面前吗？在肯亚，毛毛党的成员不是曾经挖出英国小学生的肠子吗？看看这么做的结果吧！他们都赢得了独立。那些勇敢的自由斗士的领导人又怎么样呢？天哪，他们坐了几年监牢以后，还不是被邀请组织政府吗？
　　但是，爱尔兰共和军的美梦很快就破灭了。当时的领导人都是一些原先抗英史上受过教育、造诣很深的人。他们觉得，周期性地搞些炸弹爆炸和谋杀不见得对爱尔兰的前途有什么好处。英国人通过秘密谈判暗示了一种解决办法，那就是剥夺新教徒多数派统治的恃强凌弱的权力。
　　对少数政治极端分子来说，那是一个危险的时候。他们是靠疯狂的炸弹爆炸、枪油、秘密合约、盖伐拉（一九二八—一九六七，阿根廷出生之古巴共党首领）、马勒斯坦解放组织和《城市游击战小手册》过日子的。要是他们的运动受到削弱，选择理智和谈判的途径，他们刚刚跟西德赤军连的前身左翼激进集团、西班牙的巴斯克祖国自由组织（以巴斯克地方独立为目的，专门对西班牙政府进行恐怖暴力活动的激进派民族主义团体），和苏联通讯社建立的关系就会化为乌有。
　　经过一些激烈的内部争执以后，年轻的激进分子从老的爱尔兰共和军分立出来，自称为爱尔兰共和军激进派。原先的运动称自己为爱尔兰共和军正统派。在分裂的过程中，激进派取走了一些纸板做的领章，但忘了拿走用来别领章的别针，所以他们在使用这些偷来的领章时只能用口香糖粘上去。至今，爱尔兰人都把激进派叫“粘贴的人”。
　　特别分局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一号候机处的那个值班警官，一面望着从都柏林航班上来的旅客涌进到大厅里，一面在脑子里漫无边际地想着那些事情。时间是上午八点二十三分。他认出了新芬党贝尔法斯特分部三名年轻的政治活跃分子。就朝他的两名探员点了点头，让他们跟在后面，并安排盯梢。这件事给他无聊的工作增加了一点生气，因此心里觉得很高兴，没有对那个从他身边走过的中年人多加注意。那个人穿着一件裁剪得很好的蓝色大衣，拿着一件手提包和一个公事皮包，脸上挂着一点就像旅官常有的那种烦恼的神色。即使他认出了皮尔逊法官先生，也只会点点头，表示他赞许这位“引渡罪犯的法官”——《每日电讯》是那样称这位有可能成为爱尔兰国会的未来首席检察官的。
　　皮尔逊使用自己的名字从都柏林飞抵这里。要是使用假身份的话，万一碰上一位熟人或新闻记者，那就会非常尴尬，虽然他有好的理由在旅途中使用化名。那就是，由于他在引渡方面所采取的政策。激进派已经威胁要杀死他。就在那个星期，爱尔兰卫兵队的一名中尉真的来拜访过他，讨论他的人身安全事宜，并建议他不管怎么样只要可行的话就使用化名。皮尔逊当时说，他会牢记在心的。
　　他乘地下铁来到维多利亚车站，这有二十五分钟的路程。
　　然后他走到白金汉宫高高的围墙外面的格罗夫纳广场。他在那里叫了一辆计程车，九点四十二分的时候在国王交叉路口车站附近的贾德街下了车。他穿过尤斯顿路，走进了那个热闹的大火车站。在这里，他碰巧看到两名积极活动单位的成员，不由大吃一惊。积极活动单位指的是那个组织派到英国来活动的特工人员，分为两个小组。他希望他们没有放置炸弹，要是引起混乱，就会延误甚至取消他去爱丁堡的火车。那样的话，可就要搞乱他相当紧凑的行程。
　　那两名恐怖分子分别叫做杰勒德。普赖斯和罗辛。麦克沃伊，他们并不知道皮尔逊跟这个运动的关系。普赖斯三十四岁，罗辛是个黑发美女，她二十六岁。普赖斯身穿一套整齐的深灰色西装，系着朴素的领带，手里拿着一个昂贵的公事皮包；罗辛穿着褐色的裙子，深蓝色的夹克和淡黄色朴素宽松的短衫。他们看上去跟任何一对出门办事的白领工人毫无区别。
　　跟他们单位其他的三个人在一起，他们已经声名赫赫地制造过四次枪击事件；两次汽车炸弹爆炸事件，一位政治家和一位将军的妻子在爆炸中死于非命；四次火车站炸弹爆炸事件，六名群众，包括一名十二岁的女学生和一名实习牧师被炸死；还向唐宁街发射过一枚迫击炮，差一点把首相和他的战时内阁消灭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