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拉热窝的暗杀事件使得警察局里挤满了替罪羊。他们一个个被带了进来，传讯室的老警官用和善的口吻说：
　　“这个斐迪南可实在让你们不上算啊！”
　　当帅克被关进二楼一间牢房时，在那儿见到了六个伙伴。五个围桌而坐，另外一个中年人独自坐在屋角里的一张草垫上，象是故意避开大家似的。帅克开始一个一个地打听起他们被捕的缘由来。
　　从五个围桌而坐的人那儿得到的回答几乎一模一样：
　　“为了萨拉热窝那档子事”。“为了斐迪南那回事”。“为了大公被刺的事”。“因为斐迪南事件”。“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
　　第六位，那个避开大家的人回答说，他不愿同他们搅合在一块儿，免得惹起嫌疑；说他被关进来，只是由于企图对霍利茨的老板行凶抢劫罢了。
　　于是帅克便同桌边那伙谋叛犯坐到一起了。他们各自把被捕的经过相互唠叨了十来遍。
　　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在饭铺。酒店或咖啡馆被捕的。这位例外的先生长得十分肥胖，戴副眼镜，泪水满眶，他是在自己家里被捕的，因为在萨拉热窝暗杀事件发生前两天，他在“布莱依什卡”酒店请两名塞尔维亚工科大学生喝过酒，随后又被密探布里克斯瞅见他们一起在链条街的“蒙玛特”酒家喝醉过，他自己在报告上签字供认：这一次的酒钱也是他付的。
　　他对警察所预审的所有问题都千篇一律地哭诉着说：
　　“我是开纸张文具店的！”
　　他所得到的回答也同样千篇一律：
　　“这也没法为你开脱。”
　　那位在酒店里被抓起来的小个子先生，是位史学教授，他在酒店里给人讲述各种暗杀的历史事件。逮捕他时，他正在用一句话给每桩暗杀案的心理分析做结论：“暗杀的心理活动就象‘哥伦布竖立鸡蛋，（传说哥伦布曾与人打赌说鸡蛋可以竖立，对方不信，他便将鸡蛋敲破，竖立起来，轻而易举地赢了对方。）一样的简单。”
　　“同样简单的是：庞克拉茨监狱在等着你。”一个密探听了他的演讲，对他的高论作了这么一句补充。
　　第三名谋叛犯是霍特科维奇基地区的慈善会会长。在发生暗杀事件的那天，他的慈善会凑巧在花园里举办了一个隆重的音乐演奏会。这时，宪兵队长来了，说是奥地利有丧事，要求取缔音乐会。会长先生却好心肠地说：
　　“请稍等一会儿吧！让他们把《嗨！斯拉夫弟兄们》（此歌为斯洛伐克人萨莫·托马希克所作（1834），在各斯拉夫民族中流传甚广，曾被认作全斯拉夫民族的颂歌。）这支曲子演奏完。”
　　而今，他垂头丧气地坐在这儿埋怨道：“八月份我们要选举新的理事会。到时候我要是回不去就可能落选。我已经连任十届会长了，丢这么大的丑，我可受不了啊！”
　　被死者斐迪南奇特地捉弄的第四名被捕者，是一位老成持重的厚道人。关于斐迪南的事，他曾整整两天守口如瓶，避而不谈，可是晚上在咖啡馆玩扑克牌的时候，他用一张王牌红桃’7，干掉了梅花王，嘴里还嘟噜了一句：“用红桃‘7，干掉你，和在萨拉热窝一样。”
　　招认“因为大公在萨拉热窝被刺”而被抓到这儿来的第五位大人，至今还怒发冲冠，怨气满腹。他那发须竖立的脑袋，就象牲口栏里的扎毛狗。
　　此人在他被捕的那个饭铺里，一句话也没说过，甚至连登载有关斐迪南事件的报纸也没有读过。他一个人坐在桌子边，后来也不知来了个什么人在他对面坐下，飞快地问道：
　　“您读了报吗？”
　　“没读。”
　　“您知道这件事吗？”
　　“不知道。”
　　“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不知道。也不关心是怎么回事。”
　　“可您应该感兴趣啊！”
　　“我不明白，有啥好使我感兴趣的。我只管抽雪茄，喝上几杯，吃我的晚饭。我不读报。报上净说谎，我一看就生气。”
　　“连萨拉热窝暗杀案您也不感兴趣？”
　　“我对什么暗杀案都没兴趣。管它发生在布拉格还是在维也纳，在萨拉热窝还是在伦敦。管这些事，只会招惹衙门。法院和警察。要是某地某时有某人被刺，活该！谁叫他那个傻瓜不当心，让人家给宰了的！”
　　这就是他在这场对话中说的最后几句话。从此，他每隔五分钟就拉开嗓门嚷一遍：
　　“我没罪，我没罪！”
　　他进警察局的大门时嚷的是这句话，到布拉格刑事法庭时喊的也是这句话，跨进牢房还是带着这么一句话。
　　帅克听完所有这些人的可怕的谋叛案情之后，认为该是指明他们的处境毫无希望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