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迪注视着科特那张模糊不清的脸，但科特没有回答，他留神听着厨房里的谈话。“那里面在干什么？”
　　一个小姑娘回答了他的问题，是最小的贝蒂娜，她只有五岁。“有两个怪物在里头，”她说，“他们要带走鲁迪。”
　　又是一个人类的孩子，真是太机灵了。
　　后来，等穿军装的人离开后，两个男孩，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四岁，鼓起勇气面对着厨房。
　　他们站在门厅里，灯光晃着他们的眼睛。
　　科特先开口说话：“他们要带走他吗？”
　　他们的母亲把手臂放在桌子上，手掌心朝上摊开。
　　亚历克斯·斯丹纳抬起头。
　　沉重地抬起头。
　　他脸上的表情鲜明，意志坚定。
　　他用一只手笨拙地拨弄着额前的头发，几次想开口，却没有出声。
　　“爸爸？”
　　不过，鲁迪没有向父亲走过去。
　　他坐到餐桌旁，抓住妈妈摊开的一只手。
　　亚历克斯和芭芭拉·斯丹纳不会透露当多米诺骨牌像死尸一样倒在起居室里的时候，厨房里谈话的内容。要是鲁迪能一直在门边偷听，哪怕再听一会儿就好了……
　　随后几个星期里，他告诉自己——或者说，是替自己辩护——要是那晚他听到了剩下的谈话，他就会走进厨房。“我去，”他会这样说，“请带我走吧，我准备好了。”
　　如果他走进去，可能一切都会改变。
　　三种可能
　　1. 亚历克斯·斯丹纳不会遭受与汉斯·休伯曼相同的惩罚。
　　2. 鲁迪会离开家去那所学校。
　　3. 有可能，他会活下来。
　　然而，残酷的命运却没有让鲁迪在正确的时候走进厨房。
　　他转身和妹妹们玩起了骨牌。
　　他坐了下来。
　　鲁迪·斯丹纳哪儿也不去。
　　想象一下裸体的鲁迪
　　有个女人。
　　站在 角落里。
　　她的辫子是他见过的辫子里最粗的，垂到了她的背上。有时，当她把辫子缠在肩膀上的时候，它就像一只吃饱的宠物趴在她高耸的胸脯上。事实上，与她有关的一切都被放大了。她的嘴唇，她的腿，她那细密的牙齿，她还有一副又粗又大的嗓门。没有时间细说了。“来吧，”她叫他们，“来，站在这个地方。”
　　相比之下，那个医生就像一只秃头老鼠。他的个子瘦小灵活，他在学校办公室里狂躁而又慢条斯理地踱着步。他感冒了。
　　三个男孩中很难说是谁最不愿脱掉衣服。第一个男孩听到命令时看看周围的每个人，从上了年纪的老师到敦实的护士，又瞅瞅瘦小的医生。中间的男孩只顾埋头盯着自己的两只脚，最左边的孩子不停地感谢上帝，幸好这是在学校的办公室里，而不是在一条黑暗的小巷子里。鲁迪觉得那个护士挺恐怖的。
　　“谁第一个来？”她问。
　　管理他们的老师赫克斯丹勒回答了这个问题。他不像是一个人，而像是一件黑色的衣服。他的脸上蓄着胡子。他扫视了一遍男孩子们，话说得飞快。
　　“舒瓦茨。”
　　倒霉的朱吉·舒瓦茨极不情愿地脱下制服，只穿着一双鞋子和一条内裤站在那里。他那张德国人的脸上流露出哀求的表情。
　　“还有呢？”赫克斯丹勒先生问，“鞋子？”
　　他又脱掉鞋子和袜子。
　　“还有内裤。”护士说。
　　鲁迪和另外一个叫沃拉夫·恩比格的孩子也开始脱衣服了，但他们都比不上朱吉·舒瓦茨的处境危险。这个男孩浑身哆嗦，他比另外两个男孩年纪小点，个子却要高一些。当他脱下内裤的时候，他倍感羞耻地站在又冷又小的办公室里，自尊心也随着内裤落到了脚后跟。
　　护士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她把两只胳膊交叉着抱在胸口。
　　赫克斯丹勒先生催促着，腰后面两个孩子动作快点。
　　医生挠挠头皮，咳嗽起来。他的感冒快把他折磨死了。
　　三个赤身裸体的男孩子站在冰凉的地板上挨个接受检查。
　　他们用双手遮住下身，抖个不停。
　　在医生的咳嗽声和呼哧呼哧的喘气声中，他们听从他的指令。
　　他说：“吸气。”他们就吸气。
　　他说：“呼气。”他们就呼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