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对参加者说，对我而言，父亲在兰姆学院结识母亲后最重大的一件事是转学到北卡罗来纳格林斯伯勒的农业科技大学就读时险些遭退学而回家乡来做佃农。“因为，儿子啊，我当时兼了四份零工，几乎没有时间读书。”在他离校之前，接到通知要他暑假到火车上当临时服务生。有天在从水牛城到匹兹堡的夜班车上，大约凌晨两点左右，他的服务铃响了，一对睡不着觉的白人夫妇各要一杯牛奶。牛奶端来时，父亲说“我当时想要离开，可是那个人相当爱说话，而且似乎很讶异我竟然是个半工半读的大学生。他问我许多问题，之后给了我相当可观的小费”。在省吃俭用存下每一分钱后，父亲于一九一六年九月开学后回到学校念书，当时校长拿了火车上那位男士寄来的信给他看——原来他是科地斯出版公司一位已退休的经理，名叫波义斯一一他先写信来询问全年的总费用，后来又寄来了支票。父亲说：“当时学费、宿舍费、餐点费和书籍费总共是五百零三块一角五分。”后来他的学期成绩使他获得康奈尔大学农学院每年颁给最佳黑人学生的奖学金。
　　我告诉大家这是父亲在康奈尔大学得到博士学位的经过，日后他成为教授，而我们这些孩子在他的熏陶之下深受影响。另外也要提及的是我母亲的亲族家人，由于他们的付出，我今天才能很幸运地成为一名作家，乔治成为美国新闻处的副理，尤里乌斯是美国海军部的建筑师，萝依丝是音乐老师。
　　我们将父亲空运回阿肯色州，又举行了一次追思礼拜，当时全场又挤满了他以前在派思布拉夫大学里的朋友以及任农学院院长时的同事，父亲四十年的教育生涯便结束于此。因为我们知道他的愿望，于是载着他的遗体绕校园一周，并绕了农学馆旁的“哈雷道”两次，那是为了纪念他退休所命名的一条路。
　　追思礼拜后，我们将父亲运到他生前已交待过我们他以后要安葬的地方——小岩城的退伍军人公墓。在棺木放人墓地时，我们这些子女——康达·金特第七代的后裔——谁也不看谁地快速走开，因为我们事先已讲好谁也不哭的。
　　因此，父亲就这样加入了其他祖先的行列。我可以感觉到他们真的在天上看顾指引着我们，也感觉到他们和我一样希望我们家族的故事能够告示世人：尽管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的，但整个历史过程是所有相关的人串连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