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花花公子》读者的信或曰美学短论
　　《花花公子》或者《阁楼》的读者：鉴于好色是对性交聪明和敏感的博爱化，淫秽是对性爱的贬值和堕落，因此对于您经常光顾这样一些下流场所，我提出指责：放映三级色情影片的地方，出售电动振荡器、橡皮慰安妇、鸡冠阴茎套、主教法冠套的淫秽夜总会。我指责您参与帮助男女效仿神仙（当然是异教诸神，他们在性问题上并不像我们了解得那样不圣洁和矫揉造作）倒退到纯粹动物式的性交。
　　您每月都公开犯罪，因为您不肯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虽然这一想象力是被您的欲望之火点燃的，但它听从那个盖有市政许可标志的指挥：让那细微而明显的脉搏跳动、即性欲冲动被用克隆方式制造的产品束缚起来，这些产品好像可以满足急迫的性欲要求，实际上它们在奴役这一要求，因为它们冲淡了这一要求，并且把这一要求用连续和限制的方式捆绑在使性庸俗化、剥夺了性的原创性、神秘性和美感的漫画之中，这些滑稽可笑的杂志把性变成了面具，是对高雅审美的卑鄙侮辱。
　　为了让您知道是在同谁打交道，了解一下我掌握着这样两位人物性欲冲动的诱人材料，大概可以澄清我的思想（我是主张一夫一妻制的，但是也宽容地对待通奸现象）：以色列已故尊敬的国务活动家科尔塔·梅厄夫人和英国严厉的撒切尔夫人，后者当首相时从来没有人动她一根头发；她俩的材料要比任何一个浑身散发樟脑气味、有用聚硅酮膨胀起来的乳房、似乎可以调换的、经过梳理和着色的阴部的女模特儿更具吸引力，因为这些女模特凡属于用同一模式复制出来的冒牌货；为了让这种荒唐事达到愚蠢的程度，她们就出现在《花花公子》这种与爱情为敌的杂志上，用整页的篇幅刊登耳朵和尾巴都长毛的形象，以炫耀《当月小母兔》的权威性。
　　我之所以仇恨《花花公子》、《阁楼》以及同类刊物，不是无缘无故的。这类杂志是一种象征：性的堕落，围绕性问题的美丽禁区的消失；而从前正是由于这些美丽禁区的存在，人类精神才能有所反抗，才能行使个人自由，才能肯定每个人的特性，才能在秘密和谨慎的构思在道德上可以使得爱情行为崇高，可以在美学上提高爱情行为的级别，从而逐渐去掉性交的动物性，直到变成创作行为的典礼、表现、形象、崇拜、想象、仪式中，创造出独立自主的个人来。通过这样的创作行为，一对男女（我采用了正统说法；当然也可以指一位绅士和一只蹼足目的鸟类，两个女人，两个或者三个男人，以及可以想象出来的种种结合，只要总数不超过三人一伙，或者最高是四人一伙的限额）在寝室秘密的亲热活动中，可以与荷马、菲迪亚斯、波提切利或者贝多芬赛上几个小时。我知道您没有理解我的话，这没有关系；假如您明白了我的意思，就不会愚蠢到了让自己的勃起和高潮与一个名叫休·埃芬尼先生的钟表同步了（一定是足金、防水表了？）。
　　这个问题是属于美学的，它先于伦理、哲学、性学、心理学或者政治学，虽然对我来说，此话是多余的：这样的分类是不能接受的；因为全部重要的内容最终还是美学的。淫秽刊物剥夺了情爱的艺术内容，让它能性的东西压倒了精神和心态，仿佛情欲和快感的主角就是阴茎和阴道，仿佛这两个情爱的辅助品不是为主宰我们灵魂的幻觉充当纯粹的仆役一样，淫秽的东西把性爱从人类的其它体验割裂出来。反之，情爱把我们全部的存在和拥有统一起来了。
　　与此同时，对于您这个淫秽书刊的读者来说，做爱时唯一有价值的就是射精，如同一条公狗、一只公猴或者一匹公马一样，那么我和卢克莱西娅，您就得羡慕我俩了：我们在吃早餐、穿衣裳、听古斯塔夫·马勒的音乐、与朋友们谈话、欣赏白云或者大海时，也是在做爱。
　　当我说到美学时，您有可能认为——假如淫秽和思想是可以共存的话——我走这条捷径会落入群居性的陷阱。您会认为：由于价值观念是普遍共存的，在这个领域里，我很少有自我，更多的是他们，也就是说，部落的一部分。我承认有这样的危险；但是，我日日夜夜不停地与它斗争，经常运用我的自由，顶风破浪，捍卫我独立的人格。
　　请您弄懂这个道理并加以判断，否则就得读一读这篇小小的特殊美学论文了（我不希望很多人分享这篇文章，因为它是可以变通的，可以粉碎，也可以重塑，如同技术 娴熟的陶瓷工匠手中的漂白黏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