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后来有一天，灾祸临头了。上午十一点，一个晴天，一名警官领着一名秘密警察到这里来了，那个秘密警察指了指钮扣眼里的蔷薇花饰徽章，开口问道，有没有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常到这里来。接着，他们马上走到这张桌子边上来找门德尔，他还糊里糊涂地以为是来卖旧书的，或者是来请教他的呢。但他们立即要他跟着走一趟，就把他带走了。这对这家咖啡馆是个真正的耻辱，所有的人都围到了可怜的门德尔先生周围。他呢？站在那两个人中间，眼镜移在前额上头发下面，望望这个，瞧瞧那个，不知道他们到底找他干什么。大家当即对那个警官说，这一定是搞错了，像门德尔先生这样的人，是连只苍蝇都不会伤害的。可是，那个秘密警察马上对大家吼叫起来，说他们不得干涉公务行动。于是，他们把他带走了。在这以后，他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来，有两年之久。我今天还不清楚，当时他们干吗要把他带走。“不过我可以发誓，”她，这个老妇人激动地说，“门德尔先生是不会干不法事情的。他们一定搞错了，我敢担保。这是对这个可怜的、无辜的人的犯罪行为，犯罪行为！”
　　她的话一点不假，这个令人感动的、善良的施波席尔太太。我们的朋友雅科布·门德尔确实没有做过任何不法的事情，他只是干了一件糊涂的，一件动人的，一件甚至在那个疯狂的时期里也完全难以令人相信的蠢事，这只能用这个怪人的专心致志，用他像生活在月球上似的远离现实来解释。事情是这样的：一天，负责监视与外国往未邮件的军事检查局截获一张明信片，是某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所写，按规定贴足了寄国外的邮票，但是——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寄到敌对国家去的，收件人是让·拉波戴尔书商，地址是巴黎格雷涅尔沿河街，一个名叫雅科布·门德尔的人在明信片上抱怨说，最近的八期《法国图书通报》月刊他都没有收到，可是他已经预付了全年的订费。那个被征调来的下级检查官，原来是位文科中学教授，个人爱好罗曼语言文学，现在被换上一套蓝色的国民军服装，当这张明信片落到他手里时，他吃了一惊。一个愚蠢的玩笑，他想道。他每星期要检查两千封信，从中搜寻和发现有问题的内容和有间谍嫌疑的用语，但还从未有过一件如此荒唐的东西落到他手指底下来。一个人从奥地利寄信到法国，还毫无顾忌地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地址，漫不经心地把一张寄往交战国的明信片就这么简单地往信箱里一扔，仿佛自从一九一四年以来这些边界上并没有架上铁丝网，仿佛在上帝创造的白昼里，法国、德国、奥国和俄国并没有使对方男性居民的数目逐日减少几千人。因此，起先他把这张明信片当作一件稀奇东西塞进了自己的抽屉，没有向上级报告这件荒唐事。但是，几星期以后，又来了一张明信片，又是这个雅科布·门德尔写的，寄给一个叫约翰·阿尔德里奇的书商，地址是伦敦霍尔本广场，问他能否给自己买最近的几期《文物》杂志，落款又是这个怪人雅科布·门德尔，而且天真透顶地写上了他的详细地址。这时，这位被人套上一身制服的文科中学教授觉得这件上装有点紧了。难道这种笨拙的玩笑竟是某种暗语，自有谜一般的含义吗？总而言之，他站起身来，后跟囊的一声并拢，把两张明信片都放到了少校的桌上。这位少校高高地耸起了肩膀：怪事！他先通知警察局，要他们调查究竟有无雅科布·门德尔此人。一小时以后，雅科布·门德尔已被逮速，这个意外的遭遇把他搞得晕头转向，他根本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时，已被带到了少校那里。少校把神秘的明信片放到他的面前，问他承认不承认自己就是寄信人。这种严厉的问话口气激怒了门德尔，而首先是由于他在阅读一本重要图书目录时被他们打断了，他几乎是粗声粗气地说，这两张明信片自然是他写的。订阅的刊物，钱都付清了，自然有权去索取。坐在圈手椅里的少校向邻桌旁的少尉转过身去。两人会心地互相瞥了一眼：一个十足的白痴！接着，少校考虑，是把这个糊涂蛋厉声训斥一通，随后撵走呢，还是把事情认真地查问一番。在任何一个这类机关里，遇到这类拿不定主意的尴尬情况时，总会决定先搞一份问话记录再说。搞一份记录总是好的嘛！即使没有什么用处，但也没有什么害处，只不过填满一张毫无意义的纸，增添到成百万张这样的纸张里面去。
　　这一回，却使一个可怜的、稀里糊涂的人遭了殃，因为刚问到第三个问题，就出现了非常倒霉的情况。人家先问他的姓名：雅科布，正名是贾因克夫·门德尔。职业：小贩（他没有书商执照，只有一张小贩许可证）。第三个问题却成了灾祸：出生地点。雅科布·门德尔回答说是佩特里考附近的一个小地方。少校皱起了眉头。佩特里考，不是在俄属波兰地区内，在边境附近吗？可疑！十分可疑！他于是更加严厉地盘问门德尔，什么时候获得奥地利公民权的。门德尔眼镜后面的一双眼睛模模糊糊地、惊异地呆望着少校：他说不清楚。见鬼！他到底有没有证件。说明他身份的证件除了小贩许可证以外，别的什么也没有。少校的眉头皱得更紧了。好吧，他的国籍究竟是怎么回事，得让他讲清楚才行。他父亲是什么国籍，是奥地利人还是俄国人？雅科布·门德尔镇静地回答说：自然是俄国人。那么，他本人呢？他呀，三十三年前就偷越了俄国边境，从那时起就一直住在维也纳。少校越来越不安了。他什么时候入奥地利国籍的？为什么要人？门德尔反问道。他从来不关心这类事情。这么说，他还是个俄国公民，对吗？这样无聊的盘问早就使门德尔心烦了，他无所谓地回答说：“本来就是。”
　　这样干脆的答复把少校吓了一跳，他身子往后倒去，弄得圈手椅嘎吱作响。竟然有这等事情！在战争期间，在一九一五年底，在塔尔努夫和大规模攻势之后，一个身分不明的俄国人在维也纳，在奥地利的首都随心所欲地到处乱闯，还寄信到法国和英国去，而警察局居然撒手不管。难怪新闻界的傻瓜们对康拉德·冯·赫岑道夫不能立即挺进华沙感到奇怪，总参谋部的傻瓜们对军队的每一次调动都被间谍把情报送给了俄国感到惊讶。这时，那个少尉也站了起来，问话变成了严厉的审讯。他，一个外国人，为什么不立即向当局报告？门德尔，始终没往坏处想，用他的唱歌似的犹太腔答道：“为什么要立即报告呢？”少校认为，这种反问是一种挑衅，便气势汹汹地问他，看到了布告没有？没有！难道他连报纸都不看？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