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无法描述这对不幸的父母的绝望。确切地说，我是根本不想去描述，因为我一辈子都不愿意再回忆那可怕的时刻。电话报警后，来了一个警长调查这可怕事件发生的经过，是父母的疏忽？是事故？还是有人犯罪？人们早已把那辆浮游的儿童车从水里打捞上来，现在又按警长的指示把它丝毫不差地放在下层台地原来的位置上。于是，这位警署长官就亲自做起实验来，看轻轻推一下，小车能不能自动从山坡上滚下去。但在又厚又高的草里，车轮几乎动也不动。一阵风使小车从这块非常平坦的地段突然滚下去的可能性，是可以排除的。警长做的第二次实验，是用稍大一点的力量推。小车滚动了半步就停下来了，但这块台地至少有七米宽，从车轮的压痕可以证明，这辆车立在那里又牢固又安全，离掉下去的地方距离相当远。当警长使足力气跑过去对着小车一撞，小车才沿着山坡快速运动，从台地上滚了下去。一定是有一个预先没有看见的东西突然使小车进入了运动状态。但这是谁，是什么呢？这是一个谜。警长的额头上渗出了汗珠，他摘下帽子，用手搔那乱蓬蓬的头发，越来越陷入沉思。他弄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一个物体——也就仅仅是一个游戏用的球吧——自动滚下台地的？“不！决不是！”所有的人都斩钉截铁地说。会不会是一个逗留在附近或花园里的孩子，出于一时的兴致推着小车玩过？不！没有人！是不是平时有谁在附近呆过？不！没有人！花园的大门是锁着的，沿着运河散步的人当中没有一个人看到过有谁来去。惟一真正的见证人，只能是那个跳进水里救孩子的工人；但他浑身湿淋淋的，思绪相当紊乱，他只记得，他和他的妻子沿着运河岸边散步，别的他什么也说不出来。突然，从花园的山坡上滚下来了那个儿童车，它滚得越来越快，掉到水里立刻就翻了。因为他相信有一个孩子浮在水中，就立刻跑过去，甩掉上衣，跳进水里想救出那个孩子，但他被乱成一团的水藻绕住，不能像他所想的那样快地游过去。别的他就一无所知了。
　　警长越来越绝望。这样令人费解的情况他还从来没有经历过。他简直想像不出那辆车怎么会滚动起来。惟一的可能就是，孩子突然坐起来或往一侧使劲使小车失去了平衡。但这是不可信的，这样的想像简直是不着边际。是否我们当中有谁另有推测？
　　我情不自禁地注视他们家的使女。我们的目光相遇了。我们俩在同一瞬间想到了同样的事。我们俩知道，那条狗恨透了这个孩子。我们知道，最近他一再诡计多端地隐藏在花园里。我们知道，他曾多次幸灾乐祸地把洗衣筐篓撞到运河里去。我从她那苍白的、不安地抽搐着的嘴唇看出，我们俩心里产生了同样的怀疑：是那条狡猾的恶狗终于找到了复仇的机会，趁我们刚刚把孩子单独留下几分钟的功夫，从隐蔽处钻出来，迅猛地一冲撞，就把那辆放着他的死敌的车子撞下去掉进运河里了，然后他又像往常一样悄然无声地跑掉了。但是，我们俩谁也没有说出这种怀疑。我的单纯的想法是：如果林普利当时把这条疯狂的狗杀死，他就救了他的孩子了。我知道，我要是这样说，林普利会气疯的。归根结底，尽管有一切推理论证，但缺乏最后的事实依据。我们俩也好，别的人也好，那天下午谁也没有亲眼看见那条狗悄悄地进来或悄悄地出去。那个小木屋，他喜爱的躲藏处所——我立刻就去检查——完全是空的，干燥的土地上没有一点痕迹，我们也没听见那种疯狂的犬吠声，以往潘托只要把洗衣筐撞进运河就总要那样胜利地吼叫几声。因此，我们无法断言，那就是他。这只是一个令人痛苦的，令人无比痛苦的推测。这是一个有理由的，有充足理由的怀疑。但缺乏最后的无法推翻的确凿的事实。
　　不过，从产生这个可怕的怀疑那一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出来了，相反，这怀疑越来越强烈，到最近几天几乎变成了确信。一星期以后，孩子早已埋葬，林普利一家离开了这座房子，因为他们不忍心去看那有灾难记录的运河。这时，发生了一件使我深受刺激的事。我到巴斯城里置办家用的零星物品，我突然大吃一惊，因为我看见潘托在屠户车旁从容不迫地往前走，在那些心惊胆战的时刻我总是下意识地不断想到潘托，他也同时认出了我。他立即站住，我也同样停住脚步。接下去发生的事，至今还使我感到压抑：自从他受贬以后，我看到他总是心慌意乱的样子，每次相遇，他总是侧转目光，俯身斜背，羞怯地躲开，这一回，他却毫不拘谨地高高昂着头，充满高傲和自信——我只能这样说——镇定地望着我；他突然间又变成从前那个高傲狂妄的畜生了。他这种挑衅的姿态坚持了一分钟之久。然后，他摆动大腿，迈着细碎的舞步，穿过大街，假装亲切友好地朝我走来，一步以外在我面前停住脚步，好像是想说：“喏，是我呀！你有什么要对我说，或你有什么要控告我的吗？”
　　我好像被惊呆了。我没有力量把他踢开，我无法忍受这样自负、甚至自满的目光。我赶快逃走了。愿上帝保佑我，我要控诉一个动物的罪行，更何况被害人是无辜的呢。但从这一时刻起我就再也摆脱不了这种可怕的思想：“那就是他。就是他干的。”①
　　①　德语中的“他”、“它”是同一个词，本篇用此词布下疑阵，故意引导读者在最初产生错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