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是那件事情，现在他完全明白，几个星期来阴森森地扰乱他的平静的，就是这封信，这封他不愿要，却又在等待着的信，这封信是从丧失了理智和礼仪的远方给他寄来的，这封信朝他摸索着，它那打字机打出的呆板语句攫取了他温暖的生活和他的自由。他曾经感到这封信从什么地方寄来了，犹如一个在茂密的森林中巡逻的骑兵，感觉到有一校看不见的冷冰冰的枪管在瞄准他，枪管里装着一颗小铅九，要射进他的肌体。他进行了反击，但是毫无用处。多少个夜晚他想的全是这些事，现在终于找上门来了。那还是不到八个月的事，当时他光着身子，在边界那边站在一位军医面前，寒冷和厌恶使他浑身哆嚷。那军医像一个马贩子似的抓着他胳膊上的肌肉，他认识到，这种对人格的侮辱就是当代对人的尊严的鄙视和那在欧洲蔓延的奴役。在一片乌烟瘴气的爱国滥调中生活两个月，他还可以忍受，但是他慢慢就感到憋气了，每当他周围的人启口说话的时候，他就看出全是信口雌黄，令人不胜厌恶。看到妇女们提着盛土豆的空口袋，天色微明就冷得瑟缩着身体坐在市场的台阶上，他的心都要碎了。他紧授拳头，悄悄地走来走去，怒不可遏，惯得痒痒的，但是自己的愤怒又无济于事，他为此而生自己的闷气。后来他托了情，才和他的妻子一起来到瑞士。当地跨过边界时，突然感到热血涌上面颊，踉踉跄跄，不得不紧紧抓着柱子。人、生活、事业、意志、力量，他感到再一次获得了这一切。他敞开胸怀，尽情地呼吸自由的空气。祖国现在对他来说，只不过意味着监狱与伍拾，外国则是世界故乡，欧洲是人类集中的地方。
　　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轻松愉快的感觉并没有维持很久，接着恐惧又重新来临了。他觉得背上写着他的名字，好像还被挂在血淋淋的丛林中似的。他感到有个什么东西，”他对它既不了解，也不认识，而它却很了解他，而且不肯放过他；有一只彻夜不眠的冷酷的眼睛正在从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窥视着他。于是他便深居简出，蛰居起来，报也不读，唯恐看到军人召集令。他变换住址，以销声匿迹，他让人把信件都寄给他妻子，都写上留局待取。他不与人来往，以免人家寻根问底。他从不进城，画布和颜料都让他妻子去买。他隐姓埋名，在苏黎世湖畔的这个小村子里向农民租了一幢小房子蛰居起来。然而他时时都清楚：在某个抽屉里，在成千上万页材料中保存着一张纸。他知道有朝一日，不知在什么地方和什么时间，这抽屉将会打开——他听到有人在拉抽屉，听见打字机啼啼咯咯打下了他的名字，他知道这封信将转来转去，直到最终找到他为止。
　　此刻信在他手里赛车作响，他感到身子发冷。斐迪南竭力使自己保持镇静。这张纸片关我什么事！他自言自语：明天，后天，这些小树上会长出千张、万张、十万张纸片来的，每张纸片都跟这张一样，都与我无关。什么叫“公事”？我干吗要看它？现在我在这些人中间没有担任什么职务，因而没有任何职务可以管住我。这就是我的名字——就是我本人吗？谁能强迫我说，这张纸片就是我，谁能强迫我来看那上面所写的东西？如果不看这张纸片就把它撕毁，那么碎片就会一直飘落到湖里，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什么也不知道，世界依然是老样子，我也依然如故！这么一张纸片，这么一张只有我愿意才去了解其内容的纸片，怎么会弄得我心神不宁？我不要它，除了我的自由，我什么都不要。
　　他伸开手指，准备把这个硬信封撕开，把它撕成碎片。可是奇怪：肌肉一点也不听他使唤。他自己的手上有某种东西在违抗他的意志，因为他的手不听他使唤了。他一心想用手把信封撕开，但是手却小心翼翼地启开了信封，哆哆喷嚏地展开了那张白纸。信的内容本是他已经知道的：“F 34729号。据M地区司令部规定，务请阁下最迟于三月二十二日前往M地区司令部8号房间重新进行兵役体检。此军函由苏黎世领事馆转交，务请阁下前往该领事馆面洽此事为荷。”
　　斐迪南重新走进房间，一小时以后，他妻子笑眯眯地朝他走来，手里捧着一束零散的春花。她面庞光彩照人，无忧无虑。“瞧，”她说，“我找到了什么！屋子后面草地上的花已经开了，而树荫下面却还有积雪呢。”为了讨她喜欢，他接过花束，把脸深深地俯理在花枝中，以免看见他心爱的人那双无忧无虑的眼睛，随后便匆匆上楼躲进那间作为他的画室的顶楼。
　　然而他却没法进行工作。刚把那块空白的画布放在面前，画布上就突然出现了那封信上用打字机打的字句。调色板上的颜色，在他眼前变成了污浊的血。他不由得想到脓包和伤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