肚子绞得疼痛难忍，但他更感到痛苦的是她会听到他肚子里的叽哩咕嗜声。他强忍住了，说了个“不”字，并且走过去问何时再能见她。她站在那儿，迷惑不解地说：“您不已经在这儿了吗？”她请他跟她到院子里的花坛上去，那儿稍微凉快些。他以在她看来更似一种遗憾的叹息般的声调说：
　　“求求您，明天我来吧。”
　　她想起明天是星期四，是鲁克雷希她定期串门的日子，然后她做出了不容他申辩的决定：“后天下午五时。”阿里萨对她表示了感谢，举着帽子作了一个匆忙道别的姿势，未喝一口咖啡就走了。她呆立在大厅中央，不明白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汽车的响声开始在大厅的尽头消失。阿里萨坐在汽车后排的座位上，找了个可以减轻疼痛的姿势，闭上双眼，放松肌肉，痛痛快快地拉起肚子来。那正象重新起死回生一样。司机为他开车多年，对此毫不惊讶，但是到了家门口，司机在为他打开车门时却对他说：
　　“您得小心，弗洛伦蒂诺先生，这象是霍乱呀！”
　　然而，那是普普通通的事情。当星期五下午女仆领着阿里萨通过阴暗的大厅进入院内的花坛时，他感谢上帝的恩赐c他看见费尔米纳坐在一张两人小桌旁。她问他要什么茶，巧克力还是咖啡。阿里萨要了杯又烫又浓的咖啡。她吩咐女仆说：“我跟平常一样。”所谓跟平常一样，就是喝混杂起来的各种东方浓饮料，那是专为午睡后提神用的。她喝完茶时，他也喝完了咖啡。他们谈起了几件事，又几次把话题打断，这并非因为他们真的对这些新的话题感兴趣，而是因为他们想避开另外一些不管他还是她都不敢触及的话题。两人都有点害怕，他们都不知道在那个还弥漫着公墓花香的宅院的棋盘格式的花坛上，在离开年轻时代已如此遥远之后，对面临的事情该怎么办。这是半个世纪后，两人首次那么面对面地坐在一起，长时间平静地互相观望着。他们都看出了其中奥妙：他们已成为两位半截身子入土的老人，除一厂对一个短暂的过去的回忆外，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过去已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已经消失的两个年轻人，这两个年轻人有可能已经成了他们的孩子。她想，他最终会相信他的梦想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将会把他从他不合时宜的言行中解救出来。
　　为了避免不快的沉默或不愿涉及的话题，她问了一些很容易回答的有关内河航行的事务。说来令人难以置信，他作为船主，只在多年以前乘船在内河航行过一次，而且那时他与公司尚无任何关系。她不知缘由，以为他会把事情一五一十全告诉她。她也不了解内河航运的情况。她丈夫对安第斯山地的空气很反感，找出各种理由，说什么高山对心脏有害呀，有得肺炎的危险呀，人们的狡诈呀，集权的不公正呀，等等。因此，他们跑遍了半个世界，但却不了解自己的国家。
　　目前，有一架容克式水上匕机，两名驾驶员，载着六名旅客和邮袋，象铝做的蚂炸一样，在马格达莱纳河流域，从这个村镇飞到另一个村镇。阿里萨评论说：“就象个空中棺材。”她参加过首次气球旅行，一点都未受惊，但她几乎不敢相信，敢于冒那份险的居然是她。她说：“变得不一样I。”她是想说，是她发生I变化，而不是旅行的方式发生了什么变化。
　　飞机的响声常常让她吃惊。她曾在解放者逝世百年时看见匕机低飞进行特技表演。其十一架黑得跟一只巨大的兀饺似的，擦着拉·曼加地区的房顶飞过去，在邻近一棵树上碰下I一块翼翅，挂到f电线上。这样，费尔米纳还是没有感觉到飞机的存在。最近几年，她连去领略曼萨尼略港湾美景的兴趣都没有。在那儿，警卫艇把越来越多的渔船和游船赶走，让水上飞机停泊。因而，她这么老了，人家选她带一束玫瑰花去迎接高高兴兴飞来的夏尔·林德贝格时，她不理解，一个如此魁梧和英俊、头发如此金黄的男子，在这么个象皱白铁皮的。由两名机械师推着尾巴帮助起飞的器械里，怎么能升起来呀！这么一架小小的飞机竟能容得下八个人，她反来复去地琢磨，怎么也想不明白。相反，她倒听人说过，乘内河船旅行是件很惬意的事，因为它们不象海轮那么晃动，可有另外一些更严重的危险，象遇到沙滩轮船搁浅和强盗抢劫之类。
　　阿里萨告诉她，那都是过去的传奇故事。现在的轮船上，有舞厅，有象旅馆房间一般宽敞豪华的寝舱，寝舱里有卫生间和电风扇。最后一次内战以后，武装抢劫的事就再没有发生过。他还踌躇满志地对她说，这些进步可以说全都归功于他主张的航行自由，鼓励竞争。因为竞争打破了从前的独家经营，出现了三家航运公司。它们都很活跃，很繁荣。然而，航空事业的飞速发展构成了对整个内河航运事业的真正威胁。她试图安慰他，说，轮船永远会存在下去，因为飞机似乎是违背自然的，愿意钻进那玩意儿去的疯子毕竟不多。最后，阿里萨谈到了邮政的发展，不管是在运输还是在分发方面，他想引她谈起他的信，但是没有达到目的。
　　可是，不一会儿，机会来到了。他们谈话已离题很远。这时，女仆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交给费尔米纳一封刚刚由邮差送来的急信。这类快递邮政开创不久，跟电报使用同一个分类系统。她象往常那样，一时找不到看信的眼镜，阿里萨很平静。
　　“不必了吧，”他说，“信是我写的。”
　　这话不假，那封信是他头天写的，当时他为第一次见面的失败感到一种难以消除的羞愧，心情十分压抑。在信中，他要求她原谅他没有事先得到允许就去拜访的莽撞行为，并且表示不再去了。未经周祥考虑他就把信扔进了邮筒。当他清醒过来时，要取回信件为时已晚。然而，他觉得没有必要作那么多解释。只是请求费尔米纳别看信了。
　　“当然。”她说，“信归根到底是属于发信人的。不是吗？”
　　他迈出了坚定的一步。
　　“是的，”他说，“因而，当关系破裂时，首先退还的就是信。”
　　她没有留神他的用意，将信还给他说：“有信不读是件憾事，因为从前的信使我受益匪浅。”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她说得那么自然，使他大为惊讶。他对她说：“您想象不到我现在是多么幸福！”但是她又换了个话题，整个下午他没能再提起那封信。
　　过了六点，家里的灯都亮起来了，他告辞回家。他感到很有信心，但不敢存非分之想，因为他没有忘记费尔米纳二十岁时的多变的性格和无法预料的反抗，他没有理由认为她已经改变了。因而，他壮起胆子，真诚而谦恭地问她，改日能否再来。得到的回答又出乎他的预料。
　　“什么时候想来就来，”她说。“我几乎总是一个人。”
　　四天以后，星期二，他没有通知就到了费尔米纳家里。她没等仆人送上茶来，就跟他谈起了他那些信对她何等有用。他说，严格地说起来，那不是信，而是他很想写的一部书里的一个个情节。她也那么理解。因此，假设他不认为是一种轻蔑的话，她想把信还给他，以便把它们派更好的用场。她继续讲着那些信在她艰难的日子里给予她的巨大力量。她说得那么热忱，那么感激，也许还怀着深情，以致阿里萨敢于在迈出坚定的一步的基础上，又往前跃进了一大步。
　　“我们从前是以‘你’相称的。”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