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证实说，她不仅知道，而且十分愿意帮助他分担痛苦，正如当年她怀着同样的感情帮助他发现幸福那样，因为那是他最后的十一个月：一种残酷的垂死挣扎。
　　“您的责任是告发他。”医生说。
　　“我不能对他做这种事！”她愤怒地说，“我太爱他了。”
　　乌尔比诺医生象听海外奇遇一样听着这闻所未闻的故事，她讲得如此直截了当，以致他不能不全神贯注地看着她，企图将她当时的形象永远铭刻在记忆里。她矗立在那里，有如一尊穿着黑衣的冷漠的海神，眼睛象蛇一般，耳朵上插着一朵玫瑰。许多年之前，在交欢之后，两个人曾赤身躺在海地一个荒凉的海滩上，阿莫乌尔突然叹息道：“我将青春常在。”当时她理解他的意思是要同时代的灾祸进行英勇的殊死斗争，但是他进一步把话说明了：“我决定到七十岁就离开人间，说到做做，决不反悔。”
　　果然，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他年满七十，于是他把最后期限定为圣灵降临节前夕，因为圣灵降临节是这个城市膜拜上帝的最大节日。那天晚上的任何一个细节她都是事先知道的。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那件事。时光流逝，他们对那个无法挽回的局面感到忧心忡忡，肝肠寸断。阿莫乌尔以麻木般的激情爱着生活，爱着大海，爱着他的狗，自然也迷恋着她和爱情。随着日期的临近，他完全绝望了，仿佛他的死不是他自己的决定，而是无情的命运的安排。
　　“昨晚当我同意他独自留下后，他就悄然辞别了这个世界。”她说。
　　她本想把狗带走，但是他看到狗靠着拐杖昏昏欲睡，便用指尖抚摸它说：“我很遗憾，不过，维尔松将同我在一起。”他在写信时，请求她把狗拴在行军床的床腿上。可是，她打了个活结，以便它能够自然松脱。那是她唯一背信弃义的行为，但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她希望从那条狗阴冷的眼睛里永远记住它的主人。乌尔比诺医生打断了她，告诉她那条狗并没有逃生。她说：‘哪是它不愿这样做。”这时，她的情绪一下子活跃起来，因为她更愿意按照阿莫乌尔的意愿来纪念这位已故的情人。当时他正在写信，突然停下笔来，最后看了她一眼，说：
　　“请用一朵玫瑰花纪念我。”
　　她回到了家，那时刚过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吸烟，用一个烟蒂点燃另一支烟，为了等他把信写完，她一支接一支吸着。她知道这封信又长又难写。将近三点钟时，狗开始吠叫，她在灶上煮咖啡，并穿起了重孝，然后到院子里去剪下了黎明时分开放的第一朵玫瑰花。乌尔比诺医生早就意识到，他是多么讨厌那个不可救药的女人。他有他的道理：只有玩世不恭的人才会从痛苦中得到满足。
　　访问结束时，她又对乌尔比诺医生讲了更多的事情。她不想参加葬礼，因为她是这样答应自己的情人的，可是医生认为，信中有一段话内容与此恰恰相反。她不会流一满眼泪，也不想在有生之年记起那个惨死的人来折磨自己。她也不会关起门来埋头编织裹尸布，这对当地的寡妇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事。她打算出卖阿莫乌尔的房子。根据他在信中的遗嘱，这所房子连同里面的东西从现在起都属于她了。她将象往常那样继续生活，安分知足地生活在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上，因为她在那儿度过了自己的幸福日子。
　　在回家的路上，那句话一直回荡在乌尔比诺医生的耳际：“这块穷人的葬身之地。”这个评语是有道理的。那座城市，也就是他所居住的城市，尽管岁月流逝，旧貌仍在：炎热，干燥，充满恐怖的夜晚，享受着独居乐趣的年轻人。在那里，花朵凋谢，食盐发霉，除了月桂树正在日渐萎败和人们正在烂泥塘中慢慢地衰老以外，这座城市四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过任何变化。冬季，阵阵突降的灾难性暴雨使厕所漫溢，把街道变成令人作呕的沼泽地。夏季，一种刺鼻的、有如鲜红的粉末似的看不见的尘埃被狂风吹荡着，透过哪怕堵得再严实的缝隙钻进屋里。可怕的狂风可以掀走屋顶，把孩子们吹到空中。在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儿吵吵嚷嚷地乱纷纷地离开在泥沼地边上用马粪纸和锌皮搭成的棚屋，带着家畜和炊具，来到殖民区多石的海滩举行他们的欢宴。在那些最年迈的人中，有些人不久前胸脯上还留着用烙铁打上的印记，这是真正的奴隶的标记。周末，他们疯狂地跳舞，豪饮家酿烈性酒，喝得酩酊大醉后在椰林中自由寻欢。星期目半夜时分，他们便以一场全体出动的血腥格斗来代替方丹戈舞。在一周的其它日子里，这一股浩浩荡荡的人流又涌进了老区的广场和小巷，摆起小摊，做各式各样的生意，他们使死气沉沉的城市变成了散发出煎鱼香味的热闹非凡的集市；展现一种新的生活。
　　摆脱西班牙统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废除奴隶制，加速了王公贵族们的衰落，而乌尔比诺医生正是在那种环境中出生和成长的。昔日的名门望族静静地呆在他们撤去防卫的宫殿和城堡里，深居简出。在一度十分有效地防止了海盗突袭登陆的用石块砌的城墙上，杂草沿着墙头爬了下来，在石灰粘缝的墙上打开裂缝，哪怕它是本市最豪华的府邸。下午两点钟，这些府邸唯一有生气的标志就是在午休的昏暗时刻传出无精打采的练琴声。里面，在充满香气的凉爽的卧室里，女人们躲避阳光就像躲避瘟疫那样。即使在做早弥撒的时候，她们也用毛巾蒙着脸。她们的爱情来得又迟缓又艰难，而且往往被不祥的预兆扰乱，生命在她们看来是无尽头的。傍晚时分，在交通拥挤的时刻，黑压压的长脚坟子从沼泽地里飞起来，好像一团团乌云，追赶着路上的行人。同时，难闻的人粪尿味也从那儿涌来，热乎乎地扑到人脸上，扰得他们心烦意乱，确信那是死神送来的信息。
　　年轻的乌尔比诺在令人忧郁的巴黎常常怀念的那座殖民城市的生活，此刻也只不过是记忆中的一场幻梦。在十八世纪，它的贸易在加勒比海地区是最繁荣的，尤其是由于它的令人诅咒的非人的特权——这里是美洲最大的黑奴市场。此外，它还是新格拉纳达王国总督的传统驻晔之地。总督们喜欢呆在那儿，面向世上的大洋进行统治，而不愿意住在遥远寒冷的首都，生怕首都连绵不断的毛毛雨打乱他们对现实的理解和认识。满载波多西、基多和维拉克鲁斯的巨大财富往来于美洲和西班牙的大船队，一年几度要在这里的港口汇集，那是这个城市最荣耀的黄金时代。一七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点钟，圣约瑟大帆船载着时价五千亿比索的宝石和贵金属起航，开往加的斯，刚出港口就被一支英国舰队击沉，直到漫长的两个世纪以后还没有打捞上来。那批躺在海底珊瑚间的财富和斜着身子漂在指挥台上的船长的尸体，经常被历史学家们作为那座被淹没在记忆中的城市的象征提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