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他象上级对下属那样跟警察局长谈话，吩咐他要绕开一切审理手续，以便当天下午神不知鬼不觉地举行葬礼。他说：“以后我找市长去谈。”他知道阿莫乌尔是个十分节俭的人，节俭得近乎原始人，他凭自己的手艺挣来的钱足以维持生活，因此，在他的某个抽屉里应该放着存款，用做葬礼是绰绰有余的。
　　“不过，找不到也没关系。”他说，“一切费用由我承担。”
　　虽说他知道报界对这一消息决不会感兴趣，他还是关照了记者：摄影师是自然死亡。他说：“如果需要的话，我会找省长谈的。”警察局长是个规矩而谦恭的公职人员，他早就听到过乌尔比诺医生的严厉甚至可以使他最亲密的朋友也无法忍受。他对他那么轻易地跳过一切法律手续匆匆忙忙安排葬礼感到惊讶。警察局长唯一没有同意的是去和主教商量，把阿莫乌尔安葬在圣地。他对自己的不肯通融的态度感到歉疚，请求医生原谅。
　　“我深知此人是个圣者。”他说。
　　“不仅是个圣者，还有点古怪。”乌尔比诺医生说，“他是个无神论的圣者。但那是上帝的事情。
　　在殖民城市的另一端，大教堂的钟声远远地传来了，召唤人们去望大弥撒。乌尔比诺医生戴上半月形夹鼻金丝眼镜，掏出一块精致的方形怀表看了看，弹簧把表盖轻轻地打开了：他险些误了圣灵降临节的弥撒。
　　客厅里，一架巨型照相机架在轮子上，那轮子就象公共场所活动栏杆下的轮子一样。幕布上画着“黄昏的大海”，是工艺匠的手笔。周围墙上挂满了孩子们的照片，并标着那些带有纪念意义的日期：第一次圣餐、戴兔子假面具、幸福的生日。乌尔比诺医生通过他到这里来下棋的那些下午，年复一年，于冥思苦想之余，目睹了这个客厅的墙壁已逐渐被照片覆盖殆尽。他曾多次不无痛心地想到，在那个陈列着即共拍下的照片的展室里。孕育着一个未来的城市，这座城市将由那些难以捉摸的孩子来管理和败坏，而他的荣誉则将荡然无存。
　　写字台上，靠近一个放有几只海狼牌烟斗的陶瓷罐，摆着一局残棋。尽管他有急事要办，心情又非常阴郁，乌尔比诺医生还是禁不住要把那盘棋研究一番。他知道，那是前一天夜里下的棋，因为阿莫乌尔每天下午都下棋，而且至少要找三个不同的对手。不过，每次他都是把棋下完，把棋盘和棋子收拾到盒子里，再把盒子放到写字台的抽屉里。他还知道，阿莫乌尔对奕时历来执白，而那一局棋，不出四步，白棋就必输无疑了。“如果他是被杀，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他心中这样想。“我知道，只有一个人才会设置这么巧妙的杀着。”那位顽固不屈的、惯于拼杀到最后一滴血的战士为什么没有结束这最后的一局棋就溘然撒手了？他觉得不弄清其原因，自己继续活下去便失去了意义。
　　清晨一点钟，更夫在做最后一次巡逻时，看到了在临街的门上赫然标着这样几个字：“不必敲门，请入内，并请通知警察。”不久，警察局长和实习生就赶到了，两人在房间里搜索了一番，企图寻找苦扁桃气味的来源。但是，在分析那盘残棋的短短几分钟内，警察局长在写字台上的一些纸张中发现了一封致乌尔比诺医生的信。信封用火漆封得结结实实。必须撕开封口，才能把信取出。医生拉开黑色的筒帘，让光线身进来，然后飞快地向那十一页正反两面都用漂亮的字体写得密密麻麻的信纸扫了一眼。从读完第一段起，他就明白自己已赶平上领圣灵降临节的圣餐了。他激动地喘着气阅读着，为了把失掉了的思路联接起来，他几次倒回去重读。当读完全信，他感到自己仿佛是从过去一个非常遥远的地方归来。尽管他想努力振作精神，依然改变不了沮丧的神色。他双唇发蓝，手指颤抖着把信叠好放进坎肩的口袋里。这时，他记起了警察局长和年轻的实习医生，便带着痛苦的表情向他们微笑了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他说，“是他最后的一些嘱托。”
　　这半真半假的话完全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因为他们照他的吩咐揭开地板上一块活动瓷砖，果然在那里找到了一本陈年旧帐，上面写着开保除柜的密码。钱没有他们想象得那么多，但是用来安葬和办理其它琐事已足够了。乌尔比诺医生此时意识到，在宣讲福音书之前，他已无法赶到大教堂了。
　　“自从我记事以来，这是我第三次误了星期日弥撒。”他说，“但是，上帝会原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