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所说——请注意，这一点很重要——只是人们七点半时知道的案情。当然，随着时针的转动，人们了解到的案情越来越多。八点钟的时候，人们得知帕普金没有死。不过肺部受了重伤。到八点半的时候，又得知他不是被打中肺部，但子弹打穿了他胸骨下方的凹进处。
　　九点正又得知帕普金的心窝安然无恙，但子弹打中了他的右耳并把它整个儿给打飞了。最后得知他的耳朵没有真的被打掉，也就是说，子弹没有一点不剩地刮掉他的耳朵，但擦伤了他的头部，把他给震懵了，假如子弹再往左偏那么一两英寸，那它就打中他的脑髓了。当然，从公众的兴趣来说，这已和被枪杀没什么区别了。
　　的确，到九点钟的时候，人们在街上已看到帕普金本人。他头上斜扎着一条大大的绷带，在指点着劫匪的去向。再说银行看守员吉里斯，到八点时也弄清楚了，他也没有死。据说他的脑袋被打穿了，至于伤势是否严重纯粹只是猜测。事实上，到十点钟的时候，人们得知劫匪的第二颗子弹只在看守员的头上擦了一下，据目前掌握的情况看，他的脑袋和案发之前没什么区别。在此我得补充一句，原先关于血迹，沼泽和警犬的传闻是不确凿的。那红色的污迹有可能是血迹，但是当那些斑斑点点延伸到奈特利肉铺的地窖时，好像又变成糖浆了。不过对此仍有争议，有人说很可能劫匪非常狡猾，在血迹上倒了糖浆。
　　另外人们也想起来了，玛丽波莎根本就没有警犬，尽管其他种类的狗应有尽有。
　　因此，你瞧，到十点钟的时候，整个案件便变成了一桩无法侦破的迷案，而且从此以后将永远是悬案一桩了。
　　并不是说证据不足。除了帕普金本人的案情陈述，还有吉里斯的陈述，另外还有晚上听见枪声并看见那个劫匪（有人说是一帮劫匪）跑过街道（有人说是走过去的）的所有人的陈述。显而易见，劫匪在销声匿迹之前跑遍了玛丽波莎半数以上的街道。
　　但帕普金和吉里斯的陈述已足以说明问题。帕普金说他听见银行里有响动，便及时赶到了地下室，刚好发现劫匪蹲伏在过道里，那家伙个头很大，样子很凶，穿着一件厚重的外套。吉里斯的说法与此吻合，他也是在同一时刻听到了声音，只不过他开头把劫匪描绘成了一个又矮又瘦的家伙（不过，即使是在黑暗中，他样子也够凶恶的），穿着一件短夹克，但后来经过仔细回想，吉里斯意识到他开头把罪犯的个头给弄错了，他说罪犯的个头可能比帕普金说的还要大。吉里斯朝歹徒开了枪，帕普金先生恰好也是在同一时间开的枪。
　　除了上述情况，剩下的全是谜团了，根本没法看清，没法猜透。
　　十一点的时候，城里的侦探在银行的头头的邀请下来到了镇上。
　　我真希望在那两个侦探在玛丽波莎东奔西走的时候，你能见见他们的派头——他们仪表堂堂，神情严肃，谁都猜不透他们的心思。看样子他们好像凭本能不动声色就把整个镇子摸透了。他们一声不响地去了史密斯旅馆，好像事先根本没打算上那儿去似的。他们站在吧台旁边。留心听人们的片言只语——你知道侦探们是怎样干活儿的，偶尔他们会允许旁边的一两个人——或许是他们的同党——给他们买一杯喝的，从他们喝的神情你可以看出他们仍然没有停止捕捉各种可能的线索。一旦发现有哪怕是一丁点儿线索，无论是在史密斯旅馆，还是在玛丽波莎饭店，或是在大陆旅馆，他们都会风驰电掣般地追过去。
　　看一看他们那一天在镇子上下走动的情景——一言不发，作风严肃，冷静沉着——你就会感到他们那奇怪而危险的职业有多了不起了。他们整天都在镇上侦察，但外表却一点不动声色，让你根本意识不到他们是在履行其职责。他们一起在史密斯旅馆的餐厅里吃了晚饭，总共在那儿耗了一个半小时，为的是不让其他人嗅出他们的动机来。然后，当其他客人已走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们又在酒吧后面向史密斯先生打探情况，以免受其他人干扰。史密斯先生好像马上就和他们热乎上了。他们与他个头一样，或相差无几。再说，旅馆老板和侦探之间素来是趣味相投的，他们都具有同一种高深莫测的缄默，而且都对公众的弱点了如指掌却心照不宣。
　　再说，史密斯先生对侦探们大有用处。“伙计们，”他说，“我不太好太露骨地问深更半夜都有些什么人还没归家，在这个镇子上那是行不通的。”
　　当那两个伟大的高手最终乘五点三十的火车回城的时候，很难说他们那神气十足、难以猜透的神色后面是否翻腾着一个线索的漩涡。
　　但是，假如那两个侦探算得上英雄的话，那么帕普金算什么呢？请想象一下，帕普金头上扎着绷带，站在银行门口，正在谈论著半夜劫案，脸上带着只有英雄才配有的故意做出来的谦逊。
　　我不知道你是否曾当过英雄，除了纯粹的欢乐，世界上再也没有可与当英雄相比的了。像帕普金这么个人，他从来都认为自己一无是处，这下子却突然变成了英雄，成了可以和拿破仑·波拿巴，约翰·梅纳德和轻骑兵突击队员相提并论的人物——噢，那感觉真是太棒了。现在，帕普金成了一名勇士，他自己清楚这一点而且因此获得了英雄所有的谦逊本色。事实上，我相信有人听见他说，他只不过是尽了一点自己的职责，他所做的事情别的人也会做的。然而当有人说“没错，是那么回事儿”的时候，帕普金投去默默的一瞥，这是受到伤害的英雄的默默的目光，其痛苦程度无法用语言形容。
　　要是帕普金知道整个下午城里的报纸都在报道说他已以身殉职，他或许会感到更大的满足。
　　那天下午，玛丽波莎法庭进行了开庭审讯——开庭的目的是对已死的劫匪进行调查——尽管他们还没找到尸体——看着他们让证人们排成一排，对他们反复进行盘问，真是太有意思了。到庭的有玛丽波莎一流的刑事律师尼文斯等，还有以佩帕莱法官为首的诸位法官大人，他们在对各位证人的盘问中所显示出来的机敏与狡黠，令你从内心里惊讶不已。
　　他们首先传讯的是银行经理亨利·穆林斯，让他在证人席上呆了一个半小时。那激动人心的场面使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全场鸦雀无声，假使有一根大头针跌落到地上，你都能听得一清二楚。首先是尼文斯开始盘问。
　　“你叫什么名字？”他说。
　　“亨利·奥古斯托斯·穆林斯。”
　　“干什么的？”
　　“汇兑银行经理。”
　　“什么时候出生？”
　　“1869年12月30日。”
　　然后，尼文斯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看着穆林斯。你可以看出来，在接着问下一个问题之前，他正在深深地思考。
　　“你在哪儿上的学？”
　　穆林斯回答得很爽快：“家乡的中学。”尼文斯又想了一会儿，然后问道：
　　“那所学校有多少个男生？”
　　“大约六十个。”
　　“有多少教师？”
　　“大约三个。”
　　此后尼文斯停顿了好长一阵子，好像正在琢磨和消化那些证词似的，但最后他终于又想到了一点，他问道：
　　“我知道昨天晚上你不在银行大楼。你上哪儿去了？”
　　“在湖上打野鸭。”
　　穆林斯此言一出，全场一片骚动，你要是能看看当时的激动场面多好啊。法官在椅子上往前一倾，迫不及待地问道：
　　“打着了吗，哈里？”
　　“那还用说，”穆林斯说，“打了大约六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