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后几年
　　“这里全面理解我的人一个也没有。假如有这么一个理解我的人，比如一个女人，那就意味着在所有方面获得支持，获得上帝。”卡夫卡1915年日记中这么写着。似乎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这种幸福光；满了，以致他命运的终结阶段比起至此为止的整个发展要积极些，更有生命力些。
　　1923年夏，弗兰茨同他的妹妹及其孩子们在莫利洪波罗的海海滨浴场度过。在那里他偶然地遇到了柏林犹太人大众之家度假旅游团。这个“家”是雷曼博士建立的，它的建立给他、也给我都带来了希望。他积极地参加了这个后来在巴勒斯坦以美好的大规模展开的工作之开端，他一度还鼓动未婚妻F．在柏林作为自愿的帮助者协助这个机构范围内的工作。——现在，事隔多年，他在海滨见到了大众之家的孩子们，他同他们一起玩耍，认识了老师们，参加了愉快的晚会。有一次他在大众之家的厨房里发现了一个姑娘。她正在刮鱼鳞。“这么温柔的手，而活儿是这么血淋淋的！”他不赞成地说。这个姑娘感到羞愧，要求改做另一个工作。
　　这是他同他生活的伴侣朵拉·笛芒相识的开端。
　　朵拉·苗芒那时好像是十九或二十岁，出身于东欧犹太教一个虔诚教派的名门家庭。尽管她对亲爱的父亲充满敬意，却无法忍受其传统的偏狭性——这与话剧演员略维的情况相似，略维心中对父母的敬畏与不能在他们的道路上生活下去的理智是结合在一起的。朵拉从波兰的一个小城市脱身而出，先是在布列斯劳，后来在柏林接受了工作，她是作为大众之家的职员到莫利茨来的。她会操一口出色的希伯莱语，卡夫卡那时正以特别高涨的热情学习希伯莱语。（在他的遗墨中希伯莱语练习稿并不比德语文学的少多少）他俩最初的谈话有一次就是以朵拉用原文朗读耶萨雅的一章结束的）。弗兰茨发现了她演员的才能，根据他的建议，并在他的引导下，她后来去学习这门艺术。
　　弗兰茨是精神振奋地从夏季避暑地回来的。他决心扯碎一切羁绊，到柏林去，同朵拉一起生活，这个决心十分坚决——这回他也开始付诸实施了，坚定不移地。1923年7月底他成功地顶住家里一切责难，离开了布拉格。他在从柏林写给我的信中第一次写道，他感到幸福，甚至睡得很好（这在他最后几年中是闻所未闻的新鲜事）。他同朵拉住在市区边缘斯台格利茨，先是在米盖尔街八号赫尔曼家中。在那里产生了相对来说愉快的小说《一个矮女人》。这个对自己实际上陌生的“自我”始终气恼不休的“小个子女法官”正是他们的女房东。她显然给这对年轻人造成了一些麻烦。所以六周以后，他们迁居至绿林街十三号莱特贝格博士夫人家，这是一座别墅，弗兰茨如痴如醉地谈论这座房子的美，尽管他的住处只是两个毫不奢华的小房间。只要我到柏林，就到那里去看他，总共是三次。我在那里看到的是和谐宁静的画面，我终于看到我的朋友情绪很好，但他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不过至少还没有很大的危险性。弗兰茨谈到妖魔们终于松开手把他放了。“我逃脱了他们的魔爪，迁居柏林是了不起的，现在他们在找我，可是找不到，至少暂时找不到。”他终于达到了过自立的生活，有自己的居所的理想，他不再是家庭之子，而在一定意义上自己成了家庭之父。事实表明，卡夫卡追求的根本不是一种悖谬，不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理想——如基克加德，如“危机神学”；而是（这是关键所在）他所需要的那种充满意义的、良好的、正确的生活，他大体上与马丁·布伯站在一个原则上，布伯反击基克加德，反对原则上的孤寂，在谈到与女人共同生活时说：“婚姻是模范性的连接，没有其他东西像它一样载着我们进入伟大的约束之中，而只有作为受约束者，我们才能进入上帝给他的孩子们的自由之中……不错，女人处于与有限性最危险的联系中，不错，有限性是一种危险，因为没有什么东西比与她粘连在一起更严重地威胁着我们的了；但我们得到拯救的希望正是与这种危险锻造在一起的，因为只有越过充实的有限性，我们人类的轨道才会通向无限性。”（摘自布伯《对个别人的问题》，1936年）。在这个意义上，我看到卡夫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中（这一年尽管他的病非常可怕，仍然使他得以圆满地结束一生）在正确道路上，在他的生活伴侣的伴随下确实感到幸福。他兴致勃勃地工作，把《矮女人》念给我听，写《地洞》，他也给我念了其中几个部分。当我把他介绍给“锻造”出版社领导人时，不须发挥长时间的说服艺术，他很快就同意发表四篇小说，他给它们（根据其中一篇的题目起了个总题目《饥饿艺术家人由于他这一根本上的转变，由于这一切转向生活的迹象，我后来才能鼓起勇气，将他给我的（在此很久以前写下的）禁止发表任何遗墨的叮嘱视为无效（见《诉讼》第315页）。
　　不仅我感觉到弗兰茨在他当时的举止中表现出获得解脱，变成了一个新人——从信件中也可以发现他健康的心情和终于获得的心灵安宁。比如在下面这封给妹妹的信中：
　　亲爱的瓦莉，桌子位于炉子旁边，我刚离开炉子旁，因
　　为那里太暖和了，连那永远冰凉的背脊都受不了。我的煤
　　油灯燃得棒极了，这既是制造灯具者的杰作，也是购买的
　　杰作（它是由不同的东西拼凑起来并一起买来的，当然不
　　是我干的，我哪有这个本事！有一个燃嘴的灯，像茶杯那
　　么大，它的结构使点火容易，不必取下内外灯罩；它唯一
　　的缺点是，没有煤油它就不燃烧，但我们其他人也是如此，
　　我便这么坐着，拿起你那封现在已那么旧、那么可爱的信
　　来。钟滴滴嗒嗒地走着，甚至对钟的嘀嗒声我也已经习惯
　　了，而且很少听见它，一般是在做特别值得赞许的事时。它
　　的这个钟——和我有某种个人关系，如同房间里一些东
　　西一样。只是这些东西自我辞职以后（说得准确些，是自
　　我被解雇之后。这种解雇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好事，而且
　　是一件复杂的、需要花好几页篇幅来描写的事情）。开始部
　　分地背离我；尤其是那日历——关于日历上的格言我已经
　　在一封信中告诉父母。最近它好像完全变了样，要不就是
　　完全关闭了。心扉，比如说人们急于知道它的见解，到它那
　　儿去，但它说的无非是，宗教改革纪念日。这也许有某种
　　更深的意义，可是谁又能发现它呢？或者，它是恶意嘲讽，
　　比如最近我读书时产生了一个念头，我感到这个主意很好，
　　说得确切些，很有意义。于是我很想询问一下日历有关事
　　宜（只有碰到这样的偶然事件他才在当天回答问题；否则就有待于人们在一定的时候机械地撕下一页）。“有时也会有一只盲狗等等，”它说。另一次，用煤账单使我大吃一惊，而它却说，“幸福和满足是生活的极致。”这句话里面除了讥嘲外，当然还有侮辱人的迟钝，它没有耐心，它已经根本不能忍受我的离开，但也许只不过是，它不愿使我的离别饱含痛苦，也许在我迁徙日的那页日历后面还会跟上一页我将看不到的纸片，那上面任意写着什么，比如：“这肯定是照上帝的意思做的等等，”不，人不可能将对他的日历所想到的统统写下来，“他毕竟也只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