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守候在你的身边。什么时候你需要我，我就来，一定记住。”归程是一场难堪的旧戏重淡。飞机里放着医院的担架，急敛车从机场径直开回家，然后是开设了一间病房。
　　不过，这次有点不同的是，吉尔一经允许探视托比，她就完全明白了，他的心脏仍在跳动，他的主要器官都还活着，从各方面说，他还是个活体；然而却又不是。应该说他只是一个有呼吸，有脉搏的尸体，一个氧气罩里的死人。身上插着的针管和针头象导管一样，输进各种液体。
　　维系他存活下去的生命力。他的面孔已完全扭曲。鼻、眼歪斜得特别难看。嘴唇翻着，露出牙床。整个脸看上去总是在笑。“我恐怕我不能使你抱多大希望。”俄国大夫是这样对她说的。
　　那是几个星期以前的事了。现在他们已回到贝莱尔市自己的家里。吉尔到家后，立即打电话给凯普兰大夫。凯妥兰大夫又找来一些专家。这些专家又找来更多的专家。
　　答案完全一样：一次严重的脑血管损伤——摧残中枢神经的重度中风。康复的可能性非常之小。
　　昼夜都有护士轮番守护，还有理疗医师来替托比治疗，但全都是摆摆样子而已。
　　接受这种全面治疗的对象，已完全奇形怪状了。托比的皮肤全部呈黄色；头发大片大片地脱落；瘫痪的肢体出现萎缩，皮肤完全松垮下来。脸上始终是那副无法自控的怪笑。他难看极了，简直是一具可怕的骷髅。
　　但他的眼睛还是活的，而且是何等活生生的啊。他的眼睛仍在发光。这是被残废身躯禁锢着的一种精神的力量，它清清楚楚地表达出他所遭受的挫折。只要吉尔走过他的房间，托比的眼睛就如饥如渴、发狂似地跟随着她，央求着她。为了什么？为了求她使他再能行走？再能说话？使他再度成为一个完人？
　　她常常低头盯着他，不声不响，她想：“我的一部分已经躺在那张床上了，正在受禁锢，受煎熬。”他们已经结成一体了。她愿意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托比，挽救她自已。但是她知道这次她已无能为力了。这次实在不行了。
　　电话铃不断地响，那是其他一切电话的重复，—切表示同情的语言的重复。
　　但是有一个电话是不同的。大卫·肯尼文的电话。
　　“我只想让你知道，凡是我能做到的——任何事情——我等着你的吩咐。”吉尔想到他的模样，高大而健壮，风流倜傥；她再想想隔壁房间里，那个不成人样的怪物。“谢谢你，大卫，我衷心感谢。没有什么事。暂时没有。”“我们在休斯敦有些大夫。”他说：“世界上最好的大夫。我可以派飞机把他们接来看他。”吉尔感觉到自己的喉咙在发紧。哦，她多么想请大卫来看她，把她从这个地方带走！但是她不能。她已经同托比结合了，她知道自已永远不能离开他。
　　永远不能离开，只要他还活着。
　　凯普兰大夫已经替托比做了检查。吉尔正在书房里等着。他走进门时，她转身望着他。他笨拙地试图以幽默的语言说：“唔，吉尔，我这里可有个好消息，也有个坏消息。”“先说说坏消息。”“我恐怕托比的神经系统损伤得太厉害了。无法恢复，这已是毫无疑问了。这次绝没有再康复的可能。他永远也不会走路和说话了。”她盯着他好大一会，然后说：“有什么好消息？”
　　凯普兰大夫微微一笑。“托比的心脏强壮得惊人。护理得当，他还能活上二十年。”吉尔望着他，不能置信。二十年。那是个好消息。她想到自己被楼上那个可怕的怪物拴住，不禁陷入一场无法摆脱的恶梦里。她永远不能同托比离婚。只要他活着，她就不能。如果她现在遗忘了他，人人都会觉得她是在背叛，人人都会认为托比受了骗，甚至包括大卫·肯尼文。
　　大卫现在每天都来电话。他不断地夸她既忠诚，又无私，真是难能可贵；但是，他们俩人都意识到：一种深沉的，潜在的爱流，正在他们彼此之间流淌。
　　无法说出口的是，等托比死后。
　　第三十三章
　　三名护士昼夜轮班照看托比。她们爽快，能干，象机器人似的毫无个性。吉尔感激她们的到来，因为她怕到托比那里去。她怕见到那可憎的怪笑的面孔。她总是找各种借口离他远些。当她强制自己去看望他时，吉尔可以感觉到他马上就有的变化。连护士们都能感觉到这一点。托比一动不动，浑身无力的躺在那儿，被束缚在他那完全麻痹了的躯壳里。可是只要吉尔一走进房间，那双明亮的蓝眼晴里就会闪现出一种活力。吉尔可以懂得托比的思想，就象他正大声说：“不要让我死。救救我。救救我！”吉尔站着，低着头看他那完全残废了的身躯，心里想，“我没法救你。
　　你不想这个样子活下去，你就该想到死！”这个念头在吉尔心中，开始萌发了。
　　报纸连连刊登那些妻子如何替晚期病人的丈夫解除病痛的报道。但有些医生又承认，他们可以用一种“无痛苦死亡”的办法，让某些患不治之症的晚期病人安详地死去。人家称这种方法叫“仁慈的杀害”。但吉尔知道，这也可以叫作谋杀。尽管托比除了那两只该死的眼睛，不停跟着地转动外，已经全部不再是活的了。
　　以后的几十星期，吉尔没有离开过家，大部分时间，她都把自己关在卧室里。她的头疼症又发作了，她没有办法让头不疼。
　　报刊和杂志上连载有关这位瘫痪了的超级明星，和他那忠心的妻子的一些富有人情味的故事，并说妻子竟然一度把她丈夫护理得重新恢复了健康。这些刊物都在揣测，吉尔能否再次创造奇迹。
　　但是她知道，奇迹不再会出现了。托比绝对不可能再康复。
　　二十年，凯普兰大夫曾经这样说过。大卫在那里等待着她。她必须设法逃出她的牢狱。
　　这是一个天色灰暗，阴霾的星期天。早晨就下起雨来，雨整天下个不停。雨点叮叮咚咚地打在屋顶上，打在窗户的玻璃上。吉尔坐在卧室里看书，尽量不去想那雨点的叮咚声。但敲打声始终不停。她烦躁得以为自己真的要发疯了。这时一个夜班护士走进来，她的名字叫英格丽，琼森，北欧人，一本正经的。
　　“楼上的炉子不好使，”英格丽说，“我不得不到厨房去替坦波尔先生做饭。你能陪他待几分钟吗？”吉尔能够觉察出护士的语气中指责的意味。她认为一个妻子不肯到丈夫病床跟前去，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我会照看他，”吉尔说。
　　她放下手中的书，走过大厅，走到托比的卧室去。吉尔刚一进门，病房里那种熟悉的难闻的气味，就直冲她的鼻孔。一瞬间，她想起了以前为挽救托比而卖命干的那些漫长的、可怕的岁月。这些回忆，触动了她周身的每一根神经。
　　托比的头用一个大枕头支撑起来。当他看到吉尔进来时，眼睛突然活了起来，闪耀着疯狂的质问与哀求，“你到那里去了？你为什么躲着我，我需要你。救救我！”就仿佛他的眼晴能发出声音一样。吉尔低着头看看那令人厌恶的，没有知觉的躯体，看看那怪笑般麻痹了的面孔。她觉得恶心极了。“你好不了，该死的，你早该死了！我盼着你死呢！”吉尔盯着托比的时候，她注意到托比的眼神变了。目光中出现了一种惊恐不安和不信任的神情，然后是一种仇恨的流露，那完全是一种赤裸裸的憎恶。以至吉尔不由自主的从床边退后了一步。她那时才知道，她把自己的思想说出声来了。
　　她转身逃出了那个房间。
　　早晨，雨停了。有人把轮椅从地下室搬上来。白天值班的护士弗兰西丝·戈登，推着托比乘轮椅到花园中晒一会太阳。吉尔听着轮椅穿过大斤，向电梯走去了。她等了几分钟，然后走下楼。经过书房门口时，听到电话铃响了。是大卫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
　　“你今天好吗？”他的话听起来热情、真挚。
　　她听到他的声音激动极了。“我很好，大卫。”“我希望你跟我在一起，亲爱的。”“我也一样。我深深地爱着你，我想得到你，我想要你再把我抱在怀里。哦，大卫……”某种本能使吉尔转过身来。托出正在大厅里，用皮带缚在轮椅上。护士让他在大厅里待一会儿。
　　他的眼睛正向吉尔投射出一种憎恨与诅咒的目光，就象在鞭打她的肉体一样。他的心通过他的眼睛对她说，向她吼叫·“我要杀死你！”吉尔痛苦地放下了电话。
　　她奔上楼去，仿佛感觉托比的仇恨仍在追赶着她，象某种不可抗拒的、邪恶的力量。她整天待在卧室里，不想吃东西。她坐在椅子上，一直处于一种昏昏沉沉的状态中，她一遍又一遍地回想着打电话的情景。托比知道了，他知道了。她再也不能去面对他了。
　　黑夜终于降临了。这是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空气里仍留有白日的余热。吉尔把卧室的窗户全打开了，好让阵阵夜风吹了进来。
　　在托比房间里，护士盖勒格正在值班。她踮起脚走进来看她的病人。盖勒格护士希望，能摸清病人的想法，那么她也许能够帮助一下这个可怜的人。她替托比捂了捂被头。“您夜里可以好好睡一觉，”她乐呵呵地说：“我待会儿再来看您。”没有反应。他甚至连眼睛也没有转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