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罗马诺的办公室非常摩登，全部呈白色和铬黄色，是新奥尔良最著名的室内装饰师设计的，唯一带有其他色彩的是墙上那三张昂贵的法国印象主义派的绘画。罗马诺对他的审美观颇为自豪。他是从新奥尔良的贫民窟中熬出来的，一切都靠自学。他懂得美术和音乐。当他外出吃饭时，他能长时间地、而且颇为内行地和饭店斟酒的服务员谈论酒。是的，乔·罗马诺就是这个城市的管理人。
　　他的秘书走进他的办公室：“罗马诺先生，有人送来一张去里约热内卢的飞机票。给他开支票吗？我们从来是货到付款的。”
　　“里约热内卢？”罗马诺摇了摇头，“告诉他，他搞错了。”
　　那个身穿制服的送票人就站在门口：“是他们让我按照这个地址把票送给约瑟夫·罗马诺的。”
　　“那是他们弄错了。嗯，会不会是航空公司拉客的新花招？”
　　“不，先生，我——”
　　“把票给我看看。”罗马诺从送票人手里接过飞机票看了看，“星期五。我星期五到里约热内卢去干什么？”
　　“这个问题提得好。”安东尼·奥萨蒂说，他正站在送票人的身后，“乔，你为什么要到里约热内卢去？”
　　“托尼，这完全是误会。”罗马诺把票朝送票人递过去，“哪儿拿来的，送回哪儿去。”
　　“别那么着急。”安东尼·奥萨蒂接过票，察看起来，“这是一张头等机票，靠通道的座位，允许吸烟的，星期五飞往里约热内卢，单程。”
　　乔·罗马诺笑了：“一定是弄错了。”他转身对他的秘书说，“玛奇，打电话给旅游社，告诉他们弄错了。有个可怜的蠢货要白白损失一张机票了。”
　　这时，助理秘书乔琳走了进来：“请原谅，罗马诺先生，皮箱送来了。要我签收吗？”
　　乔·罗马诺盯着他：“什么皮箱？我没订购什么皮箱。”
　　“叫他们送进来！”奥萨蒂命令道。
　　“天哪！”乔·罗马诺说，“大家是不是都疯了？”
　　一个送货人提着三只维顿公司生产的手提箱走了进来。
　　“这是怎么回事儿？我没订购过皮箱呀。”
　　那送货人核对了一下送货单：“上面写着：约瑟夫·罗马诺先生，博德拉斯街二百一十七号，四零八房间。”
　　乔·罗马诺发火了：“那上面是怎么写的，我他妈的管不着。这不是我订的，把它们拿出去。”
　　奥萨蒂正在察看那些皮箱。“乔，这上面有你姓名的字头呢。”
　　“什么？噢，等一等！也许是人家送来的礼物。”
　　“你今天过生日吗？”
　　“不是。托尼，您知道那些婊子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他们总是送礼。”
　　“你去巴西有什么事吗？”奥萨蒂问。
　　“巴西？”乔·罗马诺笑了，“托尼，一定是有人在开玩笑。”
　　奥萨蒂文雅地笑了笑，然后转身对秘书和那两个送货人说：“出去。”
　　当门在他们身后关上时，安东尼·奥萨蒂说：“乔，你在银行存了多少钱？”
　　乔·罗马诺看着他，感到莫名其妙。“我也不知道。我想有一千五或者二千。有什么事吗？”
　　“随便问问，你为什么不打电话到银行核实一下？”
　　“为什么？我——”
　　“乔，核实一下嘛。”
　　“可以，只要您高兴。”他按了一下通到秘书那里的电铃，“给我接第一商业银行的会计主任。”
　　一分钟后，电话接通了。
　　“哈罗，亲爱的。我是约瑟夫·罗马诺。您能帮我查查我的活期存款有多少吗？我的出生日是十月十四日。”
　　安东尼·奥萨蒂拿起了电话分机，过了一会儿，会计主任回到了电话机旁。
　　“抱歉，让您久等了，罗马诺先生。截止今天上午，您的活期存款是三十一万九百零五元三十二分。”
　　罗马诺的脸色一下变得煞白：“什么？”
　　“三十一万零九百零五——”
　　“你这只蠢猪！”他喊道，“我帐上没有这些钱，你弄错了。让我跟——”
　　他感到有人把话筒从他手里拿开，接着奥萨蒂把电话挂断了。“乔，这些钱是从哪里搞来的？”
　　罗马诺面无人色：“托尼，我向天发誓，关于这些钱的事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不知道？”
　　“您得相信我！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有人在陷害我。”
　　“那一定是位非常喜欢你的人。他给了你三十一万美元的送行礼物。”奥萨蒂重重地坐在一把绸面安乐椅上，盯着罗马诺看了很久，“一切都准备妥了，嗯？一张去里约的单程机票，崭新的皮箱……看来你在计划过一种全新的生活了。”
　　“不！”乔·罗马诺的声音里充满了恐惧，“天哪，您是了解我的，托尼，我对您一向是忠心耿耿的。您待我就象是我的父亲。”
　　他满头是汗。有人敲了敲门，玛奇把头探进来，手里拿着一份电报。
　　“很抱歉，打扰你们了。罗马诺先生，这里有您一份电报，您得亲自签收。”
　　凭着落入陷阱的野兽的本能，罗马诺说：“等会儿，我正忙着呢。”
　　“给我看看。”奥萨蒂说。那女秘书还没关上门，他就离开了椅子。他不慌不忙地读着电文，然后把目光集中到罗马诺身上。
　　奥萨蒂的声音低极了，罗马诺几乎听不清他在说什么。奥萨蒂说：“我念给你听听，乔。‘请证实您从九月一日，本周五起预定了我们的特等套间两个月。’署名是：‘里约热内卢里约奥顿饭店经理S·蒙塔尔本德。’这是你自己预定的，乔，但你现在用不着它了，对吗？”
　　13
　　安德烈·几烈安正在厨房里制做意大利粉、意大利式色拉和梨子馅饼，突然听到一阵很响的噗噗声，感到不妙。过了一会儿，中央空调器那令人舒畅的嗡嗡声消失了。
　　安德烈跺了一下脚说：“糟了！今天晚上还得玩牌呢。”
　　他急忙跑进安装着电器总开关的杂用房，把那些开关挨着个地按了一下，但毫无作用。
　　噢，波普先生会发怒的！安德烈知道他的主人是多么盼望每周五晚上的牌会，这已经是多年的传统了，参加者也总是那几个社会名流。没有空调，屋里会热得让人受不了！九月的新奥尔良的鬼天气只有那些大老粗才能忍受。即使在太阳落山以后，热度和湿度也和白天毫无区别。
　　安德烈回到厨房，看了一眼墙上的大钟，四点了。客人们将于八点到达。安德烈想给波普先生打个电话，把这事告诉他，但他突然想起这位律师说过，今天他要全天出庭。他太忙了，需要放松一下。真把人急死了！
　　安德烈从厨房的抽屉里拿出一个黑皮的袖珍电话号码本，找到号码，拨动了电话机。
　　铃响三遍以后，一个刺耳的声音说：“这是爱斯基摩空调服务公司，我们的维修人员现在没空。如果您能留下姓名、住址和简单的说明，我们将尽快赶去。请等候信号。”
　　真是活见鬼！只有在美国，你才不得不和机器说话。
　　安德烈听到话筒了传来一声令人厌烦的尖叫。他对着话筒说：“佩里·波普先生家，查尔斯街四十二号，我们的空调出了故障，请尽快派人来。要快！”
　　他砰地一声撂下电话。维修人员当然不会有空。这个该死的城市里的空调可能都坏光了。空调不可能斗得过这该死的天气。唉，但愿能快点儿来人。波普先生的脾气可大了，大得不得了。
　　在安德烈·几列安给这位律师当厨师的三年里，他深知他的主人是何等有势力，简直到了令人吃惊的程度。再骄横的人在他面前都会变得低声下气。佩里·波普认识所有的人。只要他把手指啪地一捻，人们就会吓得跳起来。
　　安德烈·几列安感到屋里越来越热，如果不快点采取措施，屋里就要成蒸笼了。
　　安德烈一边切着意大利香肠和意大利熏干酪，心里一边嘀咕。他总有一种晚上要出事的可怕感觉。
　　三十分钟后，当门铃响起来的时候，安德烈的衣服已被汗水浸透了，厨房热得象火炉。几列安赶忙跑去开门。
　　两名身穿工作服的工人站在门口，手里提着工具箱。一个是高个的黑人。另一个是白人，比他矮几英寸，脸上带着睡意和不耐烦的神情。在后面的车道上，停着他们的工作车。
　　“你们的空调出毛病了吗？”那黑人问。
　　“噢，谢天谢地，你们可来了。你们赶快把它修好，客人一会儿就要到了。”
　　那黑人走到炉子旁边，闻了一下正在烤着的馅饼说：“好香啊。”
　　“求求您，”几列安催促说，“快点吧！”
　　“让我们检查一下总开关，”那矮个子说，“在什么地方？”
　　“跟我来。”
　　安德烈带着他们匆忙穿过一条走廊，来到空调总开关所在的那间杂用房。
　　“这部分装置没问题，拉尔夫。”那黑人对他的同伴说。
　　“是的，爱尔。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装置了。”
　　“那它为什么不动了呢？”几列安问。
　　那两个人转过身来盯着他。
　　“你着什么急呀，”拉尔夫有点恼火地说。他跪着打开了机器下部的一道小门，取出手电筒，伸着脖子朝里面张望。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这儿没毛病。”
　　“那毛病在哪儿呢？”
　　“一定是在哪个输出口短路了。也许整个线路都短路了。你们有多少个空调送风口？”
　　“每间房都有一个。让我想想，至少有九个。”
　　“问题可能就在这里。送风量超过了负荷。让我们去看看。”
　　他们三个人穿过门厅，来到起居室。爱尔说：“波普先生住的地方真美啊。”
　　起居室布置得相当雅致，摆满了有专家签名留念的很贵重的古董，地板上铺着色调柔和的波斯地毯。起居室左边是一间很大的餐厅，右边是书房，书房中间摆着一张蒙着绿呢子的大号牌桌，屋角支起了一张准备吃晚饭用的圆桌子。那两个工人走进书房，爱尔打开手电，朝墙上端的空调出风口里照着。
　　“嗯，”他咕哝了一声，然后抬头望着牌桌上方的天花板问：“房顶上面是什么？”
　　“阁楼。”
　　“让我们瞧瞧。”
　　那两个工人跟着安德烈爬上阁楼。那是一间又长又矮的房间，布满了灰尘和蜘蛛网。
　　爱尔走到安在墙上的电器箱前，查看了一下错综复杂的线路。“哈！”
　　“您发现什么了吗？”安德烈焦急地问。
　　“是电容器的问题。天气太潮了。这个星期已经有上百户人家找过我们。它短路了，得换一个电容器。”
　　“噢，天哪！需要很长时间吗？”
　　“很快。我们车上有一个新电容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