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说句既是玩笑又非玩笑的话：你也许没有当成小丑演员，反倒成了一个类似时装设计师的人物。因为在第二个沉船之夏过后的那个冬天①，正是马尔克将所谓的流苏带入了这个世界。一根编织的毛线系住两个或单色或杂色、约莫乒乓球大小的羊毛小球，像一条领带似的垂在衬衫领口的下方，前面系上一个结，以便两个小球能像蝴蝶结似的横在两边。我经过证实得知，从战争爆发后的第三个冬天起，几乎在整个德国，特别是北部和东部，人们开始戴上了这种小球或者流苏——这是我们的叫法，在完全中学的学生中间尤为流行。在我们那里，马尔克是最先戴的，其实，他自己完全能够发明出来。也许他真的就是发明者。据他声称，他让他的苏茜姨妈用碎羊毛、粗细不均的旧毛线和他去世的父亲留下的补了又补的羊毛袜，做了好几对流苏。于是，他把它们套在脖子上，堂而皇之地带进了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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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即1941年至1942年冬天。
　　十天以后，这种流苏开始出现在纺织品商店，最初还只是怕难为情似的放在收款台旁边的纸盒里，不久则在玻璃橱窗里漂漂亮亮地公开亮了相，而且是免证供应——这一点尤为重要。此后，它们从朗富尔区出发，不受限制地开始了进军德国东部和北部的胜利之行。甚至在莱比锡，在皮尔纳，渐渐地也有人戴上了这种东西——我可以举出许多见证人。几个月之后，它们又零零星星地出现在莱茵兰和普法耳茨地区，这时马尔克已经把流苏从脖子上取了下来。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得马尔克把他发明的东西从脖子上取下来的那一天。对此下文将会提及。
　　我们后来又戴了很长时间流苏，而这完全是出于抗议。我们学校的校长、高级参议教师克洛泽认为，戴这种流苏太女人气，配不上一个德意志的年轻人，因此他禁止在教学大楼和校园里戴流苏。然而，许多人只是在上克洛泽的课时才遵守这项作为通报在每个班级都宣读过的规定。说起流苏，我倒想起了“布鲁尼斯老爹”。这个退休的参议教师在战争期间被重新招到讲台前面。他倒是觉得这种花花绿绿的玩艺儿挺有趣儿，在马尔克不戴以后，他还有过那么一次或两次，把流苏系在浆过的衣领前面，吟起艾兴多尔夫的诗句：“阴暗的山墙，高大的窗户①……”他也吟诵其他诗句，但无论如何也是艾兴多尔夫的，这是他最喜欢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布鲁尼斯爱吃零食，尤以甜的东西为最。后来，他在教学大楼里被人抓走了，据说是因为他私吞了应该发给学生的维生素糖衣片，或许还有政治方面的原因——布鲁尼斯是共济会②成员。不少学生受到传讯。但愿我当时没有说他的坏话。他那个长得像洋娃娃似的养女正在学习芭蕾舞，她穿着黑色的丧服走过大街小巷。他们将他送到了施图特霍夫③——他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这是一个神秘而复杂的故事，与马尔克毫无关系，把它留给别人在其他地方去诉诸笔墨吧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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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艾兴多尔夫（1788～1857），德国浪漫主义诗人和小说家。这两句诗是他的《但泽》（1842）一诗的开头两句。
　　②世界性的秘密组织，起源于中世纪石匠与建筑工匠行会团体。1933年纳粹上台以后，共济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
　　③位于但泽以东三十六公里的小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设有一个集中营。
　　④在小说《狗年月》里，主人公哈里·利贝瑙描述了施图特霍夫集中营。
　　现在还是回到流苏的话题。马尔克发明这种东西，当然是想为他的喉结带来一些好处。有一段时间，它们的确可以让那种难以抑制的跳跃平静下来。但是，当流苏到处流行起来，甚至成为整个年级的时尚之后，它在它的发明者的脖子上就再也不那么引人注目了。一九四一年至一九四二年冬天对于他来说一定糟糕透了，既不能潜水，流苏也失灵了。我经常看见约阿希姆·马尔克孤零零地走在东街上。他穿过熊街，朝着圣母院方向走去，那双黑色的高腰系带皮鞋把煤灰路面上的积雪踩得嘎嘎直响。他没有戴帽子。两只红通通的招风耳光滑透亮。抹了糖水、已经冻硬了的头发自头上的旋儿开始，从正中向两边分开。眉尖紧锁，面露愁容，一双大大的眼睛看上去比平时更加淡而无光。外套的领子翻了起来，这件外套也是他父亲的遗物。紧挨着尖尖的、甚至有些干瘪的下巴额儿围着一条灰色的羊毛围巾，上面别着一枚很大的、老远就看得见的别针，以防它滑落下来。每走二十步，他总要从外套口袋里伸出右手，检查一下脖子前面的围巾乱了没有。我曾经见过一些丑角演员戴着这么大的别针表演，如喜剧小丑格洛克①、电影里的卓别林。马尔克也在练习。男人，女人，休假的军人，孩子，零星地或成群地从雪地里朝他走来。所有的人，包括马尔克，都从嘴里呼出白色的雾气。雾气又顺着肩膀飘到身后。所有迎面而来的目光都不约而同地投向了那枚滑稽的、非常滑稽的、非常非常滑稽的别针——马尔克心里大概会这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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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格洛克（1880～1959），原名阿德里安·韦塔赫，瑞士著名丑角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