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两个微笑，一旦重逢即刻便会冻结僵硬。彼此相隔的两个会场中各自的气氛越是融洽，他们之间的对立就越发根深蒂固。朱可夫在来广岛之前，在日本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在东京的大酒店里举办的国际会议上，就冻结了他的微笑，冷漠地进行了抵制。
　　尽管如此，这里依然有着新的笑容和掌声，是哥伦比亚代表正在演讲。越来越融洽的会场里，笑容之雾太浓太深，以致于禁止原子弹氢弹运动的分裂所包含的根本性危险以及运动再次统一的萌芽和希望，都被隐在雾中难辨分晓了。在克服分裂走向统一之前，这对立的两个方面都有必要经历一下以苦涩的表情代替微笑，用恶言冷语代替甜言蜜语的过程吧。只有这样，才能逐渐真正看清楚在以世界大会为首的各种集会中意见分歧的严重程度，以及双方再次统一起来的巨大困难。
　　我在会议的顺利进展和友好气氛中，却感到一种空虚（这是听到登山队避开了最难爬的路线准备征服高山的消息时感到的那种空虚），这感觉在由两万名年轻群众参加的全体会议上也没有消失……
　　在全体会议上，老哲学家森泷教授在不亚于欢迎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领导们的热烈气氛中走上了讲台。他在去年禁止原子弹氢弹协议会的分裂中遭受了最惨痛的背叛，但他又表达了最诚挚的希望。这一年当中，他为了这个希望而工作，至少在道德的侧面上，他是办成这次大会的主要力量。讲台上，森泷教授一方面承认是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组织力量使大会具有如此规模，但同时他又好像对此略有犹疑。目前，如果没有这些组织力量，还不可能组织和平运动的游行和集会。但是，从这些组织力量中遗漏下来的许多重要问题，人们希望能从道义的角度重拾起来。我感到最能胜任这个工作的应该是真正的广岛式的人民。可以说，我也正是怀着寻找他们的愿望重访广岛的。《原子弹受害白皮书》这一提案就是在学者、文化界人士的分会场上由这些人提出的。同其他会场一样，刚开始，学者、文化界人士会场中也充满了平稳和缓的气氛。但当《中国新闻》的评论委员金井利博先生开始就这一提案进行说明时，气氛便大不相同了。这个夏天，我在广岛的各个会场上所见到的真正慷慨激昂的日本人中，只有金井评论委员一丝不苟，像维新时代的下层武士一般。面对年轻的新闻工作者们漫不经心的态度，他激动地高声说道：“老百姓也会生气，可他们不知道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不也正为此而迷惑吗？”说到这儿他再也说不下去了。不少旁观者会觉得这激动过于唐突，然而又有谁知道这是他忍耐、压抑了19年后的大爆发呢？原子弹爆炸后的10年中，连广岛当地的报纸《中国新闻》的印刷厂里都找不到“原爆”、“放射能”这样的铅字。1945年秋，美军的原子弹灾难调查团发表声明说：“遭受原子弹爆炸的放射能影响后导致死亡的人均已死亡，因此不能承认残存的放射能所产生的生理影响”，这一错误声明在全世界发布后，一沉默便是10年！作为广岛的新闻记者，10年来他一直忍耐着。终于有一天，沉默的广岛可以开口说话了！然而广岛的声音足够响亮且有足够的威力吗？每年夏天迎来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时（在对原子弹、氢弹及其抵制运动的报道上，《中国新闻》总有高水平的表现。如果有人在广岛度过一个夏天，只要他仔细阅读过有关纪念原子弹爆炸日的报道，就一定会发现《中国新闻》是最值得信赖的报纸），他都会寄予热切的厚望，然而每次又都以痛苦灰暗的失望而告终。经历了无数次的失望和忍耐之后，他终于写出了这份刻不容缓的提案，即这份关于《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计划。如果考虑到他长期以来的忍耐，此刻无论他的激动显得多么突然，都不会有人认为有失妥当吧。
　　“大家都知道原子弹有极强的破坏力，可是又有谁清楚地知道它给人类带来了多大的悲剧呢？”金井评论委员质问道。显然，“目前广岛和长崎被全世界人民所认识是由于原子弹巨大的破坏力，人们并不了解原子弹爆炸后的人类悲剧。”“为使主办这次广岛大会的广岛、长崎、静冈三县联络会议不单单停留在受社会党、工会总评议会的亲苏路线影响下的和平运动这一水平上，而是使它发展成为覆盖全日本的大众性国民运动，有必要重新确认一下，国际社会、全世界的广大人民是否真正了解发生在广岛、长崎、烧津的‘历史惨案’。如果人们只把注意力放在原子弹的威力不如氢弹这些事情上，那么，广岛的悲剧不是仍不会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而最终被人遗忘吗？要明确和平的敌人是什么，首先应作的努力是把原子弹爆炸后的真实情况告知世人。”所以，“现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受害者们，包括死者和现存者，他们从心底期望的，并不是说告诉大家原子弹的威力有多么巨大，而是要告诉全世界的人们，灾难之后给人类带来了多么惨重的悲剧。”他认为，为此应制订《原子弹受害白皮书》向国际社会发出呼吁。同时，按照金井评论委员的设想，还必须制定一个“有关尚未解决的原子弹受害者问题的调查、健康管理、救援方案”。他所援用的“尚未解决的原子弹受害者问题”一词所指的范围十分广泛，比如说，原子弹爆炸后离开广岛、长崎的人们的情况，目前还不得而知；冲绳地区的原子弹受害者正望眼欲穿地盼望着从日本本土派来原子弹爆炸后遗症医生，而这一情况更是鲜为人知；东京都内近4千人的生活与健康状况也无从知晓。我们甚至不清楚自己城镇里的原子弹受害者的情况。对这些分散于日本各处的原子弹受害者一边调查，一边诊治救援，也就是制定《原子弹受害白皮书》的运动。另外，还必须听取在原子弹爆炸后进入市区遭受了两次放射能影响的受害者们的“抱怨之声”。他们如果不是“病到快死”的地步，就不能享有原子病医疗法中所规定的免费医疗。而原子弹爆炸后遗症中所谓的“发病到死亡”，就意味着确死无疑。要使原子弹受害者生存下去，最必要的措施正是重藤院长所强调的那样，尽可能早地发现病人血液的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