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我父亲，
　　还我母亲，
　　还我老人，
　　还我孩子，
　　还我生命，
　　还我亲人。
　　还我和平！
　　还我人类的，只要有人类生存的世界，就不应失去的和平！
　　这种呼声，实际上正是为了我们这些幸存的人们，才发出来的诗人的声音……
　　在同一个3月22日下午，在东京，召开纪念一位作家的演讲会。这位作家也曾为了我们幸存的人们而发出过恳切的呼声。他在人类的世界天旋地转，确实出现可怕的征候时，怀着绝望感和充满仇恨的屈辱感，走向与其呼声中所孕含着的祈祷完全相反的方向而自杀。作家原民喜在广岛也遭遇原子弹爆炸。他在1945年末，正当所有的广岛人被强制沉默时，已经写了正合时宜的《夏天的花》一书，接着，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翌年，这位作家自杀了。既然典型的广岛人如此记忆犹新，那么，我们的内心里对“广岛人”的认识与思考能够完全就此终止吗？
　　这年春天，我到冲绳旅行。冲绳的人们个个面带温和的微笑，迎接我们从本土来的客人。只有一个人，不管你怎么启发她，她一直敛着微笑，在温和的表情深处露出不信任和拒绝的情感。我所遇见的这位妇女的态度才是最正常的。我们在战后的20年当中，对冲绳所有的原子弹受害者是完全置之不顾的。我们必须重新认识这一点。他们在广岛和长崎遭受爆炸灾害后，回到冲绳的故乡。他们是满身灼伤被流放到这个孤岛上来的。这个孤岛对于原子病的治疗完全处于一种一无所知的白卷状态。在冲绳本岛或在石垣岛和宫古岛，现在回过头来探讨一下原子病的症状，陆续发现了许多明显是由于患原子病致死的人。例如，在冲绳的大相扑中，在八重山群岛，一位取得冠军的壮健青年，他在长崎的军需工厂遭遇原子弹爆炸而回到石垣岛。1956年，他突然半身不遂了。他怀疑自己是否受了放射性的伤害。也曾向本岛的医生请教，而冲绳的医生当然对原子病一无所知，于是他也就只能被置之不顾。不久，他坐着不能动弹了，身体惊人地浮肿起来。1962年曾是冲绳相扑冠军的他，竟无端地吐了半桶血而死去。在冲绳竟没有一个能够认定他是因患原子病而惨死的医生。冲绳“反对原子弹氢弹协议会”制订的名单上列出135名原子弹受害者。他们的身体或多或少地几乎都有异常的感觉。但是，他们感到不适的申诉，全都被冲绳的医生们说成是疲劳或神经性疾病而给斥退了。
　　话尽管如此，也并非说冲绳的医生们要负这个责任，恐怕不从本土派原子病医院的专门医生来冲绳，是无法解决问题的。在20年间被置之不理的冲绳受害者们的烦恼与憎恨面前，我们能够继续闭上眼睛，塞上耳朵，捆住舌头吗？那135名甚至更多的受害者，由于原子弹这个袭击了广岛和长崎的本世纪穷凶极恶的怪物所带来的灾难，不得不支撑着疲惫的身躯和不安的灵魂，而现在恐怕又同核武器基地为邻居住着，并且是对核基地不得不保持沉默的一群人。这些冲绳的受害者们对我们失去微笑，恐怕连表达不信任和拒绝的感情的最起码的心理反应都没有了。然而，20年来，这些坚韧不拔的人们，对我们本土的人一直抱着那个并未实现的期望。
　　3月26日，政府发布消息说，4月份要派医学调查团，去对住在冲绳的曾在广岛、长崎遭受过原子弹爆炸的受害者进行调查。据说调查过后，对认为有必要入院治疗的人，再经厚生相的咨询机构“原子病医疗审议会”审议，可住在广岛、长崎的原子病医院。20年间完全置之不理之后，现在才开始对冲绳的原子弹受害者打开窗口，而且还只是这一个窗口。我听说一个例子。冲绳有一个原子弹受害者，他被劝说去广岛的原子病医院住院，可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障碍是，如果他离开冲绳，他的家属将立即陷入生活的困境。这恐怕是很普遍的情况。而冲绳的医疗福利的不完备，是众所周知的。如果仅凭目前冲绳的医疗设备，受害者要想治疗放射性伤害，即便是派专科医生前来冲绳长驻，也会遇到严重困难。在此，我除了把冲绳的受害者的满是尖锐的带刺的语言记录下来之外，再也无能为力，对此我只有感到羞愧：“希望日本人有更多一点诚意，不要总是在美国人面前讨好，把人的问题放着不管。如果想管的话，就赶紧管吧！立即付诸行动吧！这就是大家的心愿。”
　　既然他们的存在和他们呼唤的声音，是这样地无可奈何，那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对广岛人的怀念和情结能够彻底了结吗？
　　（1965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