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的生活就像是狗过的生活，但却是生命中唯一值得过的生活。”这是法国大作家福楼拜（FIaubert）的传世嘉言，假如你选择以爬格子为职业的话，这句话足可受用终生。
　　绝大部分的时间，这是项极其孤独而且单调的工作，有时也许会因为写到一句绝妙好辞而喜不自胜。事实上倒不如说，你自认的旷世名句，只是因为现场没有人可以浇你冷水。
　　只要一想到现世的问题，比方说自己是不是应该谋一个像专业会计师这样的铁饭碗工作，那么保证你自负的一点文思才华全被打败，不知有多长的一段时间挤不出任何的只言片语。而大半的时间，总会像个蠢蛋，不断地问自己——你写的什么东西，有人要看吗？
　　如果碰上老编辑催稿，那种交不出稿的惊慌及挫败感，简直如同世界末日降临。
　　对世界其他人来说，一天写一千字、两干字，或者压根儿一个字也没写，根本无关紧要；但对一个作家来说，那可是生死大事。
　　这样备受煎熬的写作生活，跟狗过的日子有何不同？
　　不过，在你发现可以为一些不曾谋面的读者，提供几小时读书的欢乐，那么写作就变得很值得了。
　　倘使他们写信给你，那种收信的喜悦就如同得到他们现场的喝采一般，所有的辛劳都有了代价。此时你绝对会放弃改行的念头，而专心计划撰写另一本书。
　　我收到的第一封信是在《山居岁月》（A Year In Provence）出版后不久，这封信来自卢森堡，措辞极其恭维有礼，让我竟日不忍释手。隔了一周后，又有一名男子来函问我如何在新西兰种松露。
　　后来信件开始如雪片般涌来，从伦敦、北京、澳大利亚昆土兰，到英国温吾丛林的女王监狱、荒野的维特夏郡及雪瑞郡山丘，还有南欧的放逐圣地里维拉。
　　有的用美丽的花纹信笺、纯蓝色的高级信纸，有的则写在随手撕下的笔记用纸上，有一封信还写在伦敦地铁地图的背面！
　　由于地址常写得不很清楚，邮局往往得靠着“奔牛村（Bonnieux）的英国人”这样简短的地址找到我们。
　　只可惜我们并不住在奔牛村，所以我最喜欢的地址是“普罗旺斯梅纳村（Menezles）的英国虾收”（英国人总被讥为稍一晒太阳，皮肤就会立刻泛红的动物）。
　　照理说，读者的来信都是友善且具有鼓励性的，不管有无回函地址，我都会提笔回信，心想这样就可以打发了结。可是事实却不然，不久我们发现我们成了普罗旺斯生活咨询专家——从买房子到找保姆。
　　一名女子远从曼菲斯打电话问我们沃克吕兹（Vaucluse）的盗窃率。
　　一位摄影师则想知道可否在卢贝隆（Luberon）靠照相为生。
　　一对想搬来普罗旺斯居住的夫妇则写了长达几页的问题，问他们的小孩是否适应这里的学校？生活费贵不贵？医生如何？所得税如何？这里会不会寂寞？快不快乐？我们通常是尽所能给予回答，但有时会觉得去干涉一群完全陌生的人半辈子的决定，是极为不舒畅的事。
　　夏天来了，麻烦的不再是信箱里的一大扎信，现在则是亲自前来普罗旺斯报到！
　　这天，天气既干且热，我正在硬得像铁骨的草地上，用鹤嘴锄进行“普罗旺斯式”的除草工作。有一辆车驶进来，驾驶者面带微笑，手里拿着本人的书挥摆。
　　“逮到你了！”他说：“我使了一点私家侦探的本领在镇上打听到你，一点也不难！”
　　我在书上签名，觉得自己活像个真正作家。
　　夫人从卡维隆（Cavaillon）回来，得知仰慕者登上门来，得意地说：“一位书迷！你应该拍照留念的，难得有人来打扰你。”
　　可是几天后，她变得闷闷不乐。当时我们正准备外出晚餐，发现有一位漂亮的金发女郎躲在前方花园的绿树后头。
　　“您是彼得·梅尔先生吗？”金发女郎问。
　　“是啊！”老婆马上应声回答：“我们正要外出。”
　　此位金发女郎大概早已习惯做妻子的这种反应，转身就走。
　　“也许是我的书迷。”我告诉老婆。
　　“她大可到别处去当书迷！”她说：“你可以收回你那副得意的笑容了！”
　　到七八月间时，我们已经开始变得习惯在门前发现一些陌生面孔。
　　他们多半会觉得抱歉，然后礼貌地要求在他们的书上签字，或者索杯酒在阳光洒下的院子里坐上几分钟。他们似乎都迷上我们花了好大功夫才装置妥当的石桌子。
　　“瞧！这就是书上提到的那张桌子！”
　　他们一边说道，一边绕桌子行走一圈，用手在桌面上摸一摸，好像这是亨利·摩尔（Henry Moore）最上乘的作品一般。
　　让自己家中的狗和房子被陌生人这样有趣地窥探检视，一种很奇怪的感觉翻涌而上。有时候，已不止奇怪，而是开始觉得愤怒，当这些拜访变成入侵时。
　　有天上午，气温超过华氏一百度，一位晒得鼻子。膝盖通红的先生和他的老婆及他老婆的朋友，趁我们不注意时，把车子停在院内车道上，走进房里。
　　由于狗儿睡着，没听见他们进来。当时我正打算回到屋里拿罐啤酒，发现他们在客厅里聊天、翻书、参观家具，我当场愣住，而他们则不然。
　　“哎呀，是你呀！”红鼻子先生说：“我们在星期天《泰晤士报》看到你的文章，所以临时决定来拜访你。”
　　就这样，没有任何借口，一点也不难为情，也不考虑到我也许并不想接见他们。
　　他们甚至连书都没买。据他们解释是为了等平装本发行后再买，精装本太贵了。他们流露出一种混杂着轻慢和屈就的不幸表情。
　　我很少当面对人不逊，但这次我发火了。我要他们离开。
　　这位面已晒红的先生，一张脸顿时变得更红，整个红涨得像是圣诞节的火鸡得知要被宰一样。
　　“可是我们是从圣雷米（Sonit—Remy）一路开车赶来的。”
　　我请他们一路开车回去。他们嘴里不停前咕着离开了。
　　“你的那本书我们才不想买，只想翻翻看，别人以为你们这里是白金汉宫。”
　　他们端着因愤怒而僵硬的肩膀，沿着车道走向他们的富豪（vollvo）汽车，我则考虑是否该买只凶恶的罗德维拉犬（Rottweifer）。
　　自从这次事件后，只要一看到有车辆减速停在我家门前道上，我就警觉到有入侵者来矣。
　　“别那么紧张！”老婆总是这么说。
　　“瞧，他们往车道开来了，不不，他们已经停在邮筒边了。”
　　后来我出去取邮件时，发现有一本用塑胶套装着的书，上面写着“请签名——签后请放在水井上，用石头压住。”
　　隔天，书不见了。想必已被一位善解人意的书迷拿走了，他把书搁在那儿，不想打扰我们。
　　夏天快结束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并非唯一受到公众注意的人物，我们的邻居福斯坦曾被要求在一本书上签名。他至今还搞不懂为什么，他说他又不是作家。
　　但当我告诉他，英国很多人曾在书上读到过他，他不由地脱下帽，抚平头发，直说：“真的吗？”连说两次，听来颇为高兴。
　　厨师莫里斯也签过字。他表示从来不曾有这么多英国人到他的餐厅。有些人甚至很讶异地发现真有莫里斯这号人物，他们还以为是我捏造的。有些人则带着书到餐厅，直接点葡萄烧酒及一道他们在书上读过的菜。
　　其次，则是出名的水管匠曼尼古西，他常常工作到一半就跑来我家分享他对政治、野香菇、不正常的天气、法国橄揽球队、莫札特的天份及世界上任何令人兴奋的卫浴设备的高见。
　　我送他一本我的书，指出描述他的那段文章，同时告诉他，我们的访客中，有人想见他。
　　他调整好他的羊毛帽，拉直他的旧格子衬衫领子。“真的吗？”
　　“真的啊！”我回答。他的名字甚至出现在星期天《泰晤士报》，也许我该替他安排个签名活动。
　　“彼得先生，您真是爱说笑。”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对这个主意还满有兴趣。他离去时小心地捧着书，好像捧着一个易碎昂贵的女用浴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