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中旬吧。因为是初诊，具体日期病历中应该有记录。”
　　“今天你回去马上查查。”
　　“可以。不过，你为什么对这件事……”
　　“那个医院的院长是区议会议员，经常不去上班，常常由校医院的年轻医生顶班。”
　　“那么，当时那位年轻医生也是……”
　　“我想大概是吧。顶班的有三个医生，有时是这个，有时是那个。”
　　“哪间大学的医生？”
　　“东日大学妇产科的。”
　　船津拿出记事本。
　　“那个年轻医生都说了些什么？”
　　“这个嘛——”
　　“他有没有说要摘除子宫？”
　　“他只说是子宫囊肿，做手术比较好。”
　　“但他并没明确讲要摘除子宫吧？”
　　“听院长讲，做手术时才发现必须摘除。”
　　“他完全是信口胡言。”
　　“我从那家医院出来，有些担心起来，就又去了月白的医院。”
　　“那间医院又是怎么说的呢？”
　　“也说是子宫囊肿，要做手术。”
　　“有没有提到子宫？”
　　“没有。只说是子宫囊肿，需要摘除。”
　　“这倒与前面那位年轻医生意见相合。”
　　具体怎么讲的不清楚，但说话的口吻是一样的。
　　“你去了都立医院，为什么不在那里接受治疗呢？”
　　“都立医院太大，里面没有空病房。我想，反正都一样，去以前曾去看过病的附近的医院，也未尝不可。”
　　“以前？那间医院以前你去看过病？”
　　“这个……，我以前去那里探过朋友的。”
　　冬子慌忙搪塞。
　　“总而言之，一开始那个年轻医生也好，都立医院的医生也好，他们在不必摘除子宫这一点上是一致的。”
　　“或者……”
　　冬子渐渐有些不安起来。
　　的确，现在回想起来，代代木医院的年轻医生和月白的妇产科医生都没有说要摘除子宫。
　　虽然他们也说过要做手术，但那明显只是指摘除子宫囊肿。
　　这一点，与院长的看法是不同的。
　　“我再证实一下，一开始给你看病的是年轻医生，而施行手术的是院长，对不对？”
　　“是的。”
　　手术过程当中的事冬子就不清楚了。打了麻药后，她就人事不省了。手术前院长来看过，手术做完后，切掉子宫的事也是院长向她解释的。
　　“这么说，只要去问问那个年轻医生，一切也便水落石出了。”
　　“你认识那个年轻医生？”
　　“不直接认识。但是，我朋友的高年级同学以前在那家医院上过班。”
　　“从大学去的？”
　　“对。因为院长忙，他就一周去顶两次班，赚点零花钱。”
　　“你刚才提到有个叫前原的，是顶班的吧？”
　　“他是去顶班的医生之一，另外还有两、三个人。”
　　“那给我看病的是……”
　　“不知是前原还是其他人。这个嘛，只要弄清你看病的日期便不难查清。”
　　“那家医院眼中只看见钱，对病人极不负责任。”
　　“不负责任……”
　　“是的，是真的。我朋友听那个叫前原的讲的，绝对没错。”
　　“可是，去看病的人很多，医院也挺气派的呀。”
　　“外表看上去气派，事情不一定做得好。说不定看着气派，却干着见不得人的勾当。”
　　“见不得人……”
　　“现在实行的是低额、健康保险制度。不管执业医生是大是小，不采取乱检查、乱收费的办法，根本就难以维持。连公立医院也都有这种情况，只是那间医院更为严重罢了。”
　　“我朋友的那位同学对此深恶痛绝，他辞掉了医院的那份工作。”
　　冬子喝口咖啡，接口说：
　　“连医生都被同行的恶行震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