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那天，太阳落山时分，天气很热，与其说是九月不如说像七月。五个人来到山顶时，感到肩上的枪和子弹袋异常得沉重，肺因爬山而灼热。他们看到一棵大柏树下的凉前地，便放下肩上的东西，传着酒瓶喝起了酒。猎狗沿着看不见的羊肠小道用鼻子搜索，似乎它们正颠簸地沿着索带的尽头走着，脖子上的铃挡在沉寂的空气中相撞。这儿几乎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别的人。他们可以不受干扰地谈话。
　　惩罚妻子们，还是惩罚卖肉人呢？
　　一顿狠揍，打断他的骨头，捣毁他的肉店，也许，那将会好好教训他一顿。一位丈夫这么说。但是肉铺那家伙将认出袭击他的人，然后警察来到，那就会有麻烦，也许得蹲监狱。谁能说这样就能阻止了他？他从挨揍中恢复过来，并将获得妻子们的同情。所有的一切都会重新开始。酒瓶静静地传递，五个人想象着在狱中度过数月的境况，时间也许会更长。如果他们的妻子现在欺骗他们，那她们单独一人时欺骗就更加容易。最后，他们中的一位说出了他们一直在想的事情：有必要找到一个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无论如何，卖肉人必须离开这儿。只有这样，他们的生活和妻子才能回复到那个年轻色鬼没让他们蒙羞的日子以前的那种状况。
　　他们当中，邮递员一直是最理智的人，他赞成与卖肉人谈谈。也许能说服他离开。四个脑袋摇动表示不同意。用那种方式惩罚了什么？报复在哪儿？公平在何处？他们将受到村民们的嘲笑，将成为人们窃窃私语的对象和嘲弄的话辆，就这样度过余生。这是五位懦弱的男人，老婆跟别的男人鬼混，而自己却袖手旁观。
　　酒瓶空了，他们中的一位起身，把瓶子放在石头上，然后回头拿起枪把子弹推上膛。我们该这样做，他说。瞄准，他把瓶子打成碎片，低头看着其他人，耸耸肩。就这样了。
　　最后，他们同意应该抓用草棒的方法决定谁去执行这个死刑。做完这一切时，他们下山去和妻子一起吃主日饭。
　　执行者选择时间时非常谨慎，他在等待一个没有月光的日子，在夜深人静时离开家。为了确保万无一失，他在枪里装了两筒枪药，尽管一排大号铅弹就能打死一头大象，甭说一步之远的人了。在卖肉人听到拍门板声下楼开门的这段时间里，这人心里一定在骂他怎么这么慢腾腾的；他悄悄穿过空无一人的街道来到肉铺的时候，他一定在想其他几个人是否正在辗转反侧惦记着他呢？
　　他用了两个枪筒，死死地顶着卖肉人的胸膛，没有等着看他倒地。在邻居屋里的灯亮之前，他已经到了村子下面的田野里，东倒西歪地穿过葡萄园，走在回家的路上。
　　天亮前的某个时候，第一个警察赶来了，是村子里很少的几部电话中的一部把他从床上喊起来的。有五六个人已经站在肉铺透出的光影里，他们十分恐惧又不愿离开，眼睛一刻也没从门里血淋淋的尸体上移开。一个小时以内，来自阿威格农的一个刑警分队来到这儿，让他们离开现场，移开尸体，设立一个办公室，开始了审问全村人的漫长过程。
　　对五位丈夫来说，这是一个考验忠实和友谊的艰难时期。他们在森林里度过了又一个星期天，互相提醒保持缄默。此时，完全保持沉默是他们唯一的保护。正如他们中的一位所说，把秘密紧紧咬住，不会有人知道的。警察会认为这件事是卖肉人从前生活中的仇人干的，在算旧账。他们慰问性地传递着酒瓶，发誓什么也不说。
　　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了，然后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没有自首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有线索的一星期又一星期，没人承认了解什么情况。再说了，跟穿警服的外来人讨论村子里的事情，村民们都不大乐意。警察们所能确认的只是死亡的大致时间，当然，还有谋杀者用了猎枪这一事实。拥有这种枪的每个人都接受了询问，每只枪都经过了仔细检查。但是铅弹不像子弹那样能留下确定的痕迹。打死人可能是任何类型的枪。在那个干燥、温暖的秋天，葡萄汁特别浓稠，大家都毫无例外地同意村子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收获葡萄的当务之急上去。
　　后来村子里又来了一位卖肉人，来自阿德奇的一个老家族，他非常高兴地接管了装修甚至完备到刀具的肉铺。他吃惊地发现自己受到村子里的男人们非同寻常的友好欢迎。
　　“这就是故事的结局，”马里厄斯说，“离现在大约有四十多年了。”
　　我问他是否确认了凶手的身份。毕竟至少有五个人知道这件事，而且正如他自己所言，在小村子里保密就像试图在手里放水一样。但是他只是微笑着摇了摇头。
　　“不过我告诉你，”他说，“他们埋葬卖肉人那天，村里每个人都去了。他们都有自己的理由。”喝完了酒，马里厄斯在椅子里伸伸懒腰。“是的，那是一个受欢迎的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