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马里厄斯初退时，一见面就差点酿成血案。我远远看见马里厄斯那高挑的身影，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在通向村子的大路中央闲逛。听到汽车引擎的响声。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驱车过来。在那段路上曾经有过一两次心惊肉跳的经历之后，我已经学会不再相信路上的行人、骑自行车的人、拖拉机司机以及狗和惊慌的鸡仔们那令人无法预料的动作。我慢慢地减低了车速。他一下子跳到车前，双臂展开，似乎想拥抱汽车，幸亏我的脚一直踩在刹车片上，才没有让他的拥抱得逞。在离他仅仅十八英寸的地方，我的车停了下来。
　　他先冲我点点头，然后绕过去，打开车门，上了车。“你好，”他说的是熟悉的南方口音。“你要去村子里，我的脚踏车正在那儿修理。”
　　他说在咖啡店前面下车。但是，我们到达咖啡店时，他却没有要下车的样子，看起来似乎被换档杆旁边盘子里用来投入停车计时器的零钱吸引住了。
　　“你不打算要十法郎，要不要？打个电话？”
　　我指指盘子。他仔细地挑选里面的硬币，最后取了一个十法郎的硬币，冲我眉开眼笑，然后便消失在咖啡店里。可是，在路过咖啡店旁边的那部投币电话时，他连装装样子瞥一眼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这幕喜剧一再重演。马里厄斯经常出现在我的视线里，要么在街道上走来走去，要么在村子里徘徊，伸开双臂请求搭车。他的机动脚踏车总是在修理，他还需要打个电话。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干脆免去了这些令人厌倦的俗套。我就在档位杆旁的盘子里放上两个十法郎的硬币，马里厄斯则径直将钱放进衣服口袋里。对这种安排我们俩都非常满意，它高效、文明，而我们，都不喜欢讨论金钱的事。
　　渐渐地，我们之间的关系从初级的金钱关系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呈现出某种社交的特点，这种情况是两三个月以后的事了。一天早晨，我走进邮局，看到马里厄斯正对着一张纸手忙脚乱，他坚持把纸推向柜台里面的女营业员。女营业员一直摇着头，又把纸推了回来。耸了好多次肩，最后用那些听得见的噘嘴声取代耸肩——气正从往下撇着的嘴唇里轻蔑地挤出来一一法国人喜欢这样来表示不赞成或不同意。接下来便是沉默。交涉显然没有成功。
　　我的到来让女营业员有了结束交涉的借口，她斜对着马里厄斯，冲我道了声早安。马里厄斯回头看见是我，紧绷着的脸立刻舒展开来，他拍拍我的肩膀说，“我在外面等你。”
　　他向我诉苦说，那位女营业员拒绝将他的五百法郎支票兑换成现款，他要指控她缺乏想象力，生性乖张，不肯助人。他将支票举到眼前仔细端详，说，这是一种实用的敛钱工具。
　　他把支票递给我，支票在风中可怜地抖动着。我猜这可能曾经是一张合法支票，但是现在它被弄得皱巴巴、脏兮兮的，上面的数字都磨掉了，几乎难以辨认。用现钱换回这么一张破旧不堪、让人难以相信的老古董，这不啻于一个不折不扣的乐观主义行为。我这样告诉马里厄斯，再说我身上也没有五百法郎。
　　“非常遗憾，”他说，“既然这样，你为我买杯酒喝总可以吧。”
　　我发现，我很难回绝这种可爱的厚颜无耻，也许正因为我身上这种东西太过缺乏。两分钟后，我和马里厄斯已经坐在咖啡店后面的座位上了。我们以往的会面都是在车里，我的眼睛一直盯着道路，这是我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观察他。
　　他的面孔很耐琢磨，气候一定对他的肤色产生了太多的负面影响，因此他那皮肤就像皲裂的树皮。别人脸上是皱纹的地方，他的却是深沟；别人脸上是光滑的地方，他的却是皱纹。但他的眼睛很亮，头发浓密，粗硬，灰色，剃着平头。我揣测他的年龄在六十岁上下。他从军用茄克口袋里取出一大盒点煤气炉的粗头火柴，点燃了一支香烟。我看见他左手的整个拇指从第一个关节处都没有了，也许在修理葡萄藤时失手被修剪铅剪掉了。
　　一大口红葡萄酒下肚，他的身体微微颤动，像是表示谢意，然后便开始盘问我。他说我讲法语的样子就像德国人。当我告诉他我是英国人时，他显得很吃惊，因为大家都知道，去国外的英国人更愿意使用自己熟悉的语言，遇到当地人听不明白的地方，他们把音调提高就行了。马里厄斯捂住耳朵，咧着嘴，瞅着牙笑，脸上的道道格皱便荡漾开去。
　　然而，一个英国人，大冬天在这儿干什么？以什么为生？好多人也经常问我类似的问题，我的答案常常激起两种不同的反应——要么是遗憾，因为写作是一项声名狼藉、漂泊不定的职业；要么是兴趣，不少法国人对那些在文学艺术领域里艰苦跋涉、苦苦探索的人心怀敬意。马里厄斯属于第二类。
　　“啊，”他说，“你出手谨慎，但是显然不穷。”他轻轻敲着他那空空如也的酒杯。
　　更多的点心上来了，问题继续问下去。我对马里厄斯说我喜欢写什么东西。他身子向前倾斜，半闭着眼睛，对着他吐出的烟雾，显然是一副要透露绝密消息的样子。
　　“我出生在此地。”他的一支胳膊朝他出生地的大致方向挥舞一下——咖啡馆外面的某个地方。“我可以给你讲许多故事，但要在下次，现在不行。”
　　原来此前他还有个约会。那天村子里举行葬礼，他从不错过参加葬礼的机会。他喜欢葬礼仪式的整齐步调、庄重感、哀乐，还喜欢看女人穿着她们最好的衣服和高跟鞋参加葬礼的情景。如果葬礼是为他的老对头举行的，那他就更加欢喜不尽了。他称之为最后的胜利，证实他自己的优越生存权。他伸手抓住我的手腕，看了一眼表。到他该走的时候了，故事得等等再讲。
　　我非常失望。听一位口才好的普罗旺斯人讲故事，尤如听一位口技大师表演节目，意味深长地停顿的名家好手，震惊不已的表情和捧腹大笑。戏剧源自于现实场景——在走向加油站的途中，取出鸡的内脏，在屋顶下发现黄蜂的窝巢。如果表演者不温不火，表演场地不是在乡村酒吧。那么这些小的场景便会呈现出类似于喜剧效果。它们的确涵义隽永，勉力无穷。
　　我再次见到马里厄斯，他正蹲在路边他那辆机动脚踏车上，凝视着油箱，头歪向一边，似乎正等待倾听它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像七月的岩石一样干燥，他钻进汽车时对我说。不过，我能把他带到加油站替他加上一壶油，不是吗？然后再替他买杯酒，因为这是一个令人烦躁不安的早晨。就像平时和马里厄斯在一起时一样，他自信我没有什么紧迫的计划会影响我做他临时司机的职责。
　　我们在咖啡店就座，我问他上次的葬礼是否过得很开心。
　　“不错，”他说，“这次是老费尔南。”他轻轻敲打着自己的鼻翼，“你知道吗？他们说他是五位丈夫中的一个。你一定听说过那个故事了。”
　　看到我摇头，他回头要了一瓶卡拉夫酒，然后开始了讲述。为了表示强调，或者看看我是否听明白了，他不时地瞥我一眼，但是大部分时间他则盯着远处，搜索他的记忆之库。
　　他说，出于某种原因，卖肉人和女人之间常常有这种亲密关系，一种超越了简单交易的亲密关系。谁知道为什么？也许是看到了肉，肉的粉红色，案板上的掌击声，答应割点好肉。无论什么原因，在卖肉人和顾客之间形成某种特定的亲密关系并不是非同寻常的。要是卖肉人很年轻，长得又漂亮，那么买小羊排时就会调点情，增加点乐趣。一般来说，这很正常，几次相互间没什么伤害地度过这样的时光，不过是让女人做家务时眼中会闪出点火花。
　　一般来说这很正常，但并非总是如此。在我们将他称为阿诺的这位卖肉人的故事中就不是这样。许多年前，故事刚刚铺开的时候，他是村子里新来的卖肉人，来接替退下来的老卖肉人。老卖肉人忧郁沉闷，不苟言笑，而且卖肉很小气，这令这里的女人们的所思所想无从表露，不过，阿诺的诽闻在街头巷尾耳熟能详时，她们便开始称赞他。他改变了小肉铺的形象，设法将它修葺一新，更换陈旧设施，安装现代灯具。等他把一切做完时，到那儿去本身就是一种快乐。迎面而来的是闪闪发光的钢和玻璃，地板上散发着刚刚锯下来的锯屑发出的清香气味，当然还有笑容满面的年轻业主。
　　阿诺的处境也相应有了好转，他的头发黝黑闪亮，棕色眼睛炯炯有神。更使他比那个时代大多数男人显得出众的是他的牙齿。那时，乡下牙医稀少，而且他们的技术，与其说是补牙，还不如说是拔牙。因此，很难看见哪个成年人不缺一两颗牙的，那些侥幸尚存的牙齿更显得可怜之极，歪歪扭扭，因过度的嗜烟酗酒而泛着黄色。然而，阿诺的牙齿简直完美极了——洁白、整齐、匀称。第一次看见他的女人会茫然地走开，责问为什么这样一位漂亮男子不在自己结婚之前出现。
　　阿诺并不是没有意识到他对女性顾客的勉力。（事实上，后来的调查证实，他被迫离开他以前工作的另一个村子，就是因为与村长妻子关系暧昧。）但是，他是做生意的，如果冲顾客微笑能招律更多生意的话，那他微笑便是了。这很正常。
　　还得说他也是一位好的卖肉人，挂的肉恰如其分，血肠和灌肠圆滚滚的，实墩墩的。他切肉时很大方，常常比买主要的要多几克，从来不短斤少两，他甚至白送髓骨。白送髓骨！一直如此，当他递上印有他的名字和快活的小牛图案、并叠得整整齐齐的粉红色腊纸袋时，他的微笑像阳光一样灿烂。
　　第一年的整个冬天和春天，他便名声大振。村民们发现自己吃到的肉比老卖肉人在的任何时候都多，而且肉也更好吃。他们这么说时，他们的妻子会点头称是。是的，她们会说，新来的卖肉人改变的东西可真不少，村子有了他真幸运。有的妻子坐在餐桌对面看丈夫时，往往会不自觉地加以比较，发现自己在想年轻的阿诺，想的东西却与他的专业技能毫无关系。瞧他那肩膀！还有那牙齿！
　　六月底，热浪袭来，麻烦也随之降临。村子建在一座小山上，朝南的石头房子似乎把全部阳光都吞进去了，夜晚也驱散不掉。在家里，人们关上百叶窗，以抵御灼人的阳光和持续的高温，但是商业机构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们的商品橱窗吸收热量，并逐渐扩散开来。所以，阿诺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工作方式以适应天气。他清除了橱窗上面任何易变质的东西，取下了经常摆放在那儿的香肠，把肉切好，并写了一个通知，好让顾客知道肉放在屋子后面冷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