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想想看，”这位法律权威说——“我刚才说什么来着，绅士们？”
　　“我想你是说你不反对照样再来一杯，先生，”维勒先生说，带着一本正经的滑稽神情。
　　“哈，哈，”派尔先生大笑。“不妨，不妨。真是个专家！在这样大清早上，那未免是一种太好的——罢了，我不知道，我的好人——不妨再来一杯吧，随你高兴，哼！”
　　这最后的声音是一声庄严而高贵的咳嗽，因为派尔先生看见他的听众里面有人有发笑的非礼倾向，所以觉得应该这么来一下。
　　“已故的法官大人是非常喜欢我的，绅士们，”派尔先生说。
　　“而且他是非常可钦佩的人呢，”维勒先生插嘴说。
　　“注意，”派尔先生的诉讼委托人赞同地说。“为什么他会不是这样的人呢？”
　　“啊——的确啊！”一个脸孔很红的人说；他一直还没有说过话，而且看样子极像不会再说什么似的。“他为什么不是呢？”
　　一阵喃喃的同意声掠过人群。
　　“我记得，绅士们，”派尔先生说，“有一次和他一起吃饭；——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是一切就像预备二十个人吃饭一样丰富——一颗大印放在他右手的自动食品架上，一个带囊发[注]。穿盔甲的人守着职仗[注]，带着出鞘的刀，穿了长丝袜——那是永远如此的，绅士们，无论日夜；那时他说话了，‘派尔，’他说，‘不是假殷勤，派尔。你是个天才；你能够叫任何人通过破产法庭这一关，派尔；你的国家要以你为光荣。’这一字一句都是他说的——‘我的大人，’我说，‘你在恭维我。’——‘派尔，’他说，‘假使我是恭维，我就该受处罚。
　　“他那么说的吗？”维勒先生问。
　　“他嘛，”派尔答。
　　“唔，那么，”维勒先生说，“我说国会应该办这件事；如果他是一个穷人，他们早就不饶他了。”
　　“不过，我的好朋友，”派尔争论说，“那是私下说的啊。”
　　“什么？”维勒先生说。
　　“私下说的。”
　　“啊！很好，”维勒先生想了一下之后答。“假如他私下处罚自已，那当然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然是的啰，”派尔先生说。“那种区别是很明显的，你看得出的呀。”
　　“那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维勒先生说。“说下去吧，先生。”
　　“不；我不说了，先生，”派尔先生说，声调低沉而严肃。“你提醒了我，先生，那谈话是私人的——私人的和秘密的，绅士们。绅士们，我是一个专家。在这一行里我也许很受人看重，也许并不。大部分的人都知道的。我什么都不说。在这个房间里，已经发表过许多伤害我的高贵的朋友的声誉的议论。你们要原谅我，绅士们；我疏忽了。我觉得不得到他的同意我没有权利提这件事，谢谢你，先生；谢谢。”派尔先生这么说了之后，就把手插进口袋，恶狠狠地皱着眉头向大家看看，怀着可怕的决心把三个半便士铜币捏得轧轧直响。
　　刚作出这种有道德的决定之后，学徒和蓝色公文袋——他们是形影不离的伴侣——横冲直撞地冲进房来，说（至少学徒说了，因为蓝色公文袋没有参加发言）案子马上开庭了。一接到这消息，全体连忙赶到对街，开始向法庭里挤——这种预备工作照平常的情形计算要花费二十五到三十分钟的时间。
　　维勒先生因为是胖子，所以立刻冲进人群，希望能够挤到一个适合于他的地方。他的成就和他的期望可不十分相同等；因为他疏忽了，忘了脱掉帽子，所以重重地踩到了一个没有看清面目的人的脚趾，那人就把他的帽子打得罩在他的眼睛上。显然，那人马上就后悔自己莽撞了；因为，他喃喃地发出一声不清晰的惊呼，就把老头子拖到过道里，经过一番猛烈的挣扎以后，解放了他的头和脸。
　　“塞缪尔！”维勒先生能够看见他的救星之后，叫唤说。
　　山姆点点头。
　　“你是个又孝顺又爱父母的孩子啊，是不是？”维勒先生说，“把你的老父亲的帽子拉得遮住眼睛？”
　　“我怎么知道你是谁呀？”儿子答。“你以为凭着你的脚的重量我就知道是你吗？”
　　“唔，不错，山姆，”维勒先生回答说，立刻心就软了：“不过你在这里干什么？你的老板在这里没有好处的，山姆。他们不会通过那种判决书；他们不会通过的，山姆。”于是维勒先生怀着高贵的尊严摇摇头。
　　“多么固执的老滑头呵！”山姆喊，“老是什么判决书呀，不在场的证明书呀，等等。谁说过什么判决书的呢？”
　　维勒先生没有回答，但是又极其胸有成竹地摇一摇头。
　　“别再让你那脑袋瓜子乱动了，如果你不想叫它的发条完全脱样，并且要按道理行事的话，”山姆不耐烦地说。“我昨天夜里到格兰培侯爵找你去了。”
　　“你看见格兰培侯爵夫人没有呀，山姆？”维勒先生问，叹了一口气。
　　“看见了，”山姆答。
　　“那可爱的人看来怎么样？”
　　“很古怪，”山姆说。“我想她是在用太多的波罗甜酒和其他这类猛烈的药品在慢慢地自杀呢。”
　　“你这话是真的吗，山姆？”老的说，非常认真。
　　“当真的，”小的答。
　　维勒先生抓住儿子的手，握一握，又放开。他这样做的时候脸上有一种表情——不是忧愁或恐惧，倒是有点怀着希望的甜蜜和温和的性质。并且，当他慢慢说出下面的话的时候，一种“听天由命”的，甚至是高兴的光彩掠过他的脸孔：“我不能十分确定，山姆；我不想说我是完全肯定的，免得将来失望，不过我的确觉得，我的孩子——我的确觉得——那牧师是得了肝病啦！”
　　“他的气色不好吗？”山姆问。
　　“他脸色苍白得很厉害，”父亲答，“除了鼻子比往常更红了以外。他的胃口不过平平常常，可是喝起酒来可真惊人。”
　　维勒先生说过这话，想甜酒的念头似乎闯进了他的脑子，因为他显出忧郁和满腹心事的样子；很快就恢复过来，可以由许多双眼睛证明，因为他一向只是在特别高兴的时候才如此。
　　“得啦，”山姆说，“说说我的事情吧。你注意听着，在我说完之前不要开口。”说了这样简短的序言，山姆就尽可能简洁地叙述了一下他和匹克威克先生最后一次令人难忘的谈话。
　　“他一个人留在那里，可怜的人！”大维勒先生叫，“没有人陪他！那不行的，塞缪尔，那不行的。”
　　“当然不行的，”山姆断言说：“我来找你之前，就知道的。”
　　“唉，他们会活活地吃掉他的，山姆，”维勒先生喊。
　　山姆点头表示同意。
　　“山姆，”维勒先生用隐语说，“他进去的时候是生的，出来的时候呢，焦得那么厉害，连最熟的朋友也不认得他了。红烧鸽子也比不上他呀，山姆。”
　　山姆·维勒又点点头。
　　“不应该那样的，塞缪尔，”维勒先生严肃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