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那是很近似诗了，山姆，”维勒先生犹疑不定地说。
　　“不，那不是，”山姆答，很快读下去，避免在这一点上发生争执。
　　“‘拒[注]受我，玛丽，我亲爱的、作你的范伦泰，[注]把我说的话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玛丽，我现在就此结束。’完了，”山姆说。
　　“那有点儿像是突然煞住的，是吗，山姆？”维勒先生问。
　　“一点也不是，”山姆说，“她会希望还有下文，而这正是写信的大艺术呀。”
　　“唔，”维勒先生说，“那倒是有点道理的，但愿你的后娘说起话来也能照这种有教养的原则办事就好了。你不签个名吗？”
　　“困难就在这里，”山姆说：“想不出签什么名字好。”
　　“签上维勒，”这个姓氏的最年长的还活着的所有主说。
　　“不行，”山姆说。“决不能在范伦泰节的信上签自己的真实姓名的。”
　　“那么就签上‘匹克威克’吧，”维勒先生说：“这名字非常好，而且还是很容易拼的。”
　　“一点儿都不错，”山姆说。“我可以用一节诗来结束；你觉得怎么样？”
　　“我可不喜欢，山姆，”维勒先生答。“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受人尊敬的马车夫写过诗，只有一个除外，他因为抢劫受到绞刑，在行刑前一夜写出了几节动人的诗；但是他只是一个坎怕威尔人，所以那是不足为例的。”
　　可是却不能阻止山姆打消写诗的念头，所以他在信的末尾签上了：
　　你的相思客
　　匹克威克。
　　于是把信很复杂交错地叠好，在一个角上写了一行向下倾斜的挤得密密的字：“寄隆福克州伊普斯威契市纳普金斯市长家女仆玛丽收”；封好了信，放在口袋里，准备送到邮政总局去寄。这件重要事情办好以后，大维勒先生就进行提出另外几件，他是为了那几件事才把儿子叫来的。
　　“第一件是和你的东家有关系的事，山姆，”维勒先生说。“明天他要受审问了，对吗？”
　　“对，”山姆答。
　　“那末，”维勒先生说，“我想他需要找几个证人来证明他的人格，或者证明他当时是不在场的。我把这事想过了叫他放心好了，山姆。我已经找到几个朋友，随便哪一点都可以替他去作证，不过我的忠告是这样的——不要介意人格，咬定了不在场。什么都比不上说不在场好，山姆，再好也没有了。”维勒先生发表了这种法律意见之后，脸上露出深谋远虑的表情；；把鼻子埋在大酒杯里，从杯上面向他的吃惊的儿子霎着眼睛。
　　“嗳，你这是什么意思？”山姆说：“你不是以为他是上中央刑事法庭受审吧。”
　　“那是不在目前考虑之内的，山姆，”维勒先生答。“不管他在哪里受审，我的孩子，证明不在场总是好的，是可以救他的。我们叫汤姆·威尔德斯巴克免了误杀罪，就是用不在场的证明，那时候所有的律师都一致说没有办法解救。山姆，我的意思是这样的，假使你的主人不采用不在场的证明，他就像意大利人所说的真的要倒楣了，那是一点儿不成问题的。”
　　大维勒先生坚定不移地相信，中央刑事法庭是全国最高的法庭，它的诉讼程序的规则和形式足以约束任何其他法庭的诉讼手续，所以他的儿子为说明不能采用“不在场”而作的论证全都不听；只是猛烈地抗议说匹克威克先生是“被牺牲了”。山姆看出这问题再讨论下去也是没有用的，就转换话题，问他的可敬的父亲所要和他商谈的第二个话题是什么。
　　“那是个家务内政问题，山姆，”维勒先生说。“那个史的金斯——”
　　“是红鼻子吗？”山姆问。
　　“正是他，”维勒先生答。“山姆，那个红鼻子的人，来看你的后娘，来得那么勤，那么亲密，我从来没有见过比得上他的。山姆，他成了我们家一个这样要好的朋友，一离开我们他就不舒服，非到又有什么事来找我们之后才会安心。”
　　“我要是你的话，就给他一点东西，让他的记性上像涂擦了松节油和蜜蜡，过十年也忘不了。”山姆插嘴说。
　　“你慢说，”维勒先生说：“我正想告诉你，他现在老是带来一只大约装一品脱半的扁瓶子，临走时带走一瓶菠萝糖酒。”
　　“他回来的时候瓶子就空了，是吧？”山姆说。
　　“什么都没有”维勒先生答。“从来没有剩下什么，除了瓶塞子和酒味；这一点你放心吧，山姆。那末，我的孩子，今天晚上那些家伙要去开会，那是‘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你后娘本来要去的，但是得了风湿病，去不成了，我呢，山姆——我就拿了送给她的两张票子。”维勒先生非常得意地说出了这个秘密，之后就一个劲儿尽霎眼睛，使得山姆认为他一定是右眼皮上害了面部神经痉挛病。
　　“呵？”那位年轻绅士说。
　　“唔，”他的长辈说，非常小心地看看四周“你和我去，准时到场。助理牧师是不会去的，山姆；助理牧师不会去的。”说到这里，维勒先生突然发出了一阵格格的笑声，逐渐变成一种上了年纪的人所能平安经受的类似哽噎的东西而止。
　　“嗳，我一辈子真没有见过这样的老鬼哪，”山姆喊着说，一面揉着老绅士的背；那么用力，足以磨擦得使他冒起火来。“你乐什么呀，胖子？”
　　“别响！山姆，”维勒先生更加小心地看看四周，用耳语声说，“我的两个朋友，在牛津路上赶车的，干各种各样的玩意儿都内行，他们把助理牧师抓在手心里了，山姆；在他到礼拜堂联合会去的时候（他是一定去的：因为他们要把他送到门口，必要的话还要把他推进会场），他一定喝得烂醉如泥，像他在道金的格兰培侯爵[注]一样了，且不说更厉害吧。”维勒先生这时又纵声大笑起来，结果又是陷入那种半夜噎的状态。
　　有计划地暴露红鼻子人的真实的习性和品质，是再投合山姆·维勒的心情不过了；时间马上就要到开会的钟点，所以父子俩立刻动身上布力克街：走在路上的时候山姆并没有忘记把那封信投进邮箱。
　　“礼拜堂联合戒酒协会布力克街分会”的月会，是在一条安全而宽敞的楼梯顶上一间很大的房间里愉快而又活泼地举行的。主席是直腿子安东尼·赫姆先生，他是个皈依了宗教的救火员，现在做了教师，偶尔也做做巡回传教士；大会秘书是朱纳斯·莫奇，开杂货店的，是个热心而公正的“家伙”，他卖茶给会员们。正式开会之前，妇女们坐在长板凳上喝茶，喝到她们认为最好离座的时候为止；一只很大的木质钱箱，明显地放在会议桌的绿色粗绒台布上，秘书立在后面，带着慈祥的微笑，感谢增加那藏在箱里的大量铜板的每一次捐赠。
　　在这种场合，妇女俩喝起茶来真是到了极其惊人的地步；大为吃惊的大维勒先生，完全不管山姆劝诫式的推搡，瞪着眼四处观望，掩饰不住自己的惊讶。
　　“山姆，”维勒先生嘘嘘地低声说，“这些人里面有几个要是明天不需要剖开肚皮来放水，我就不是你的父亲，一点都不含糊。嘿，在我旁边的那个老太婆把自己淹死在茶里了。”
　　“不能不说话吗？”山姆咕咯说。
　　“山姆，”隔了一会，维勒先生用深沉的兴奋的声调说，“听着，我的孩子，要是秘书那家伙再这么搞五分钟，他就要被烤面包和水胀破了。”
　　“暖，让他去吧，只要他高兴，”山姆答：“那没有你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