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了这话，维勒太太举起两手，翻着白眼，好像一提到这事就非常难过。
　　史的金斯先生深深叹一口气。
　　“那位绅士怎么啦？”山姆问。
　　“他想到你父亲的态度就心惊肉跳啊，”维勒太太回答。
　　“呵，是吗，是这样吗？”山姆说。
　　“实在难怪嘛，”维勒太太庄严地补充说。
　　史的金斯先生重新拿了一块抹着牛油的烤面包，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摇了摇头。
　　“他是个可怕的恶棍，”维勒太太说。
　　“该遭天遣的人，”史的金斯先生大叫说。他在烤面包上狠狠的咬上一个大大的半圆形，又叹了一口气。
　　山姆非常想给予那可敬的史的金斯先生一点什么东西，让他好好地唉声叹气一阵，好好发泄一下。但是他抑制住这种欲望，只问了一句：“老头子在干什么呀？”
　　“干什么！”维勒太太说，“他啊，他是铁石心肠。这位派呗叫的人——不要皱眉头，史的金斯先生，我要说你是个派派叫的人——天天夜里来，就坐在这里，一坐就是几个钟头，可是对于他却丝毫没影响。”
　　“唔，这真古怪，”山姆说：“要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上考虑的话，那对于我一定有很大的影响的；我可懂得这个理呀。”
　　“我的年轻的朋友，”史的金斯先生庄重而严肃的说，“事实是这样的，他的心是冥顽不灵的。啊，我的青年朋友，除了他还有谁能够拒绝我们的十六个最美的姊妹们对他的和最诚恳的忠告呀！——我们是要他答应捐助我们的一个高尚的团体一笔款项，给西印度群岛的黑人的婴儿送些法兰绒背心和道德手绢。”
　　“道德手绢是什么呀？”山姆说：“这种东西我倒从来没有见过。”
　　“那是使娱乐和教训合而为一的东西，我的年轻的朋友，”史的金斯先生答，“精美的故事和木版画混合而成的。”
　　“啊，我明白了，”山姆说：“就是那些挂在亚麻布铺子里、上面有乞丐们写的请愿书一类的东西吧？”
　　史的金斯先生开始吃第三块烤面包，点点头表示是的。
　　“他不听太太们的劝导，是不是？”山姆说。
　　“只管坐着抽他的那个该死的烟斗，这说黑人的婴儿是——他说黑人的婴儿是什么呀？你快说呀！”维勒太太焦急的问。
　　“小骗子，”史的金斯先生回答说，感慨不尽的样子。
　　“说黑人的婴儿是小骗子，”维勒太太喃喃重复了一遍。两个人都为了老头子的所说的这些残酷的话深深慨叹。
　　本来是还要说出类似这样的许许多多的罪恶的，不过烤面包已经都吃光了，茶已经冲得很淡了，而山姆又没有流露出要离开的意思，这时，史的金斯先生突然想起来了，他和牧师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约会。所以就告别了。
　　茶具和炉灶刚刚收拾打扫干净，伦敦马车刚好这时把大维勒先生送到了门口；他的腿又把他送进了酒吧；他的眼睛很快的看见了他的儿子。
　　“嘿，山姆！”父亲喊。
　　“嘿，老大人！”儿子脱口而出。于是他们热烈地握手。
　　“我真的很高兴看见你，山姆，”大维勒先生说，“可是你怎么打通你后娘这一关的，在我倒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我倒希望你把这秘方传给我呢。”
　　“别响！”山姆说，“她在家哪，老家伙。”
　　“她听不见的，”维勒先生回答：“吃过茶点之后她老是要下楼去发几个钟头威风的，所以我们不妨在这里出出闷气，山姆。”
　　说着，维勒先生调了两杯掺水的酒精，并且拿出两只烟斗点燃，父子两人对面坐下：山姆在火炉的一边，坐在高背椅子里；大维勒先生在另外一边，坐了一只安乐椅，于是两人脸上都带着应有的庄严开始享起福来。
　　“有谁来过这里吗？山姆？”在长久的沉默之后老维勒先生冷冷淡淡地问一句。
　　山姆点点头，表示有人来过这里。
　　“那个红鼻子的家伙？”维勒先生问。
　　山姆又点点头表示是的。
　　“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呵，山姆，”维勒先生说，狠狠地抽了一口烟斗。
　　“好像是这样的吧，”山姆说。
　　“打得一手好算盘，”维勒先生说。
　　“是吗？”山姆说。
　　“星期一来借了十八个便士，星期二就来借一先令说是要凑成半克朗；星期三又来借半克朗说是要凑成五先令；就这样进行下去，不用多久一张五镑钞票就到手了，山姆，这就像算术书上计算马掌上的钉子那样的玩意。你说他会不会打算盘？”[注]
　　山姆点一点头表示想起来他父亲所说的问题。
　　“那末你是不打算认捐什么法兰绒背心了？”又抽了一会儿烟之后，山姆说。
　　“当然不捐了，”维勒先生回答：“法兰绒背心对于人家外国的小黑人有什么好处可言呀？但是让我来告诉你吧，山姆，”维勒先生说，并放低了声音，并且把身体由火炉上探到了山姆这边来，“如果是给我们自己家里的什么人预备紧身背心[注]，那我一定慷慨地出一笔钱。”
　　维勒先生说完了这些话，然后慢慢悠悠的恢复了他原来的姿势，用意味深长的神态对他的头生儿子霎一霎眼睛。
　　“发动人们把手绢送给那些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人，这真是有点古怪呢，”山姆说。
　　“他们就老是干这类没有意义玩意儿，”他的父亲回答。“有个星期天，我走在马路上，看见一个女人站在小教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个蓝色的汤盆，你知道她是谁呀，原来就是你的后娘！我相信那个盆子里一共有两金镑的钱哪，山姆，全都是半便士；后来人们从教堂里散出来了，又噼里啪啦地把铜板丢进去，丢得那么凶，真叫人要耽心世上没有任何盆子能经得住那样的磨擦。你猜猜这些钱是干什么用的？”
　　“也许是为了再办一次茶会用的吧，”山姆说。
　　“一点儿不对，”父亲回答：“是为了替那个牧师付水费呵，山姆。”
　　“牧师的水费！”山姆说。
　　“嗳！”维勒先生答，“已经欠了三季的账，而牧师却一个铜子儿也没有付——也许是因为水对他来说没有多大用处吧，因为他很不容易吃家里一次水，真是很不容易；他的办法可比这个好得多哪。总而言之呢，水账是没钱给，所以人家就断了水。牧师就跑到教堂里，声称他是一个遭到迫害的圣徒，说他希望断了他的水的管水龙头的人能够给他水，改邪归正，但是他有点相信那人是已经被记上功过簿了。因此呢，女人们就开了一个会，唱了赞美诗，举了你后娘做这个会的主席，决定在星期天募捐，把钱送给牧师。”维勒先生结束这段话的时候说，“如果他这回没有从她们手里捞到一大笔，够他一生一世付自来水公司的账的话，山姆，那就算我该死，你也该死，我敢说。”
　　维勒先生默然地抽了几分钟的烟，然后又说：
　　“我的孩子，这些牧师的最坏的地方就是，他们真正能够把这里的年轻女人弄得神魂颠倒。上帝保佑她们善良的心吧，她们认为自己做的是对的，她们什么都不懂呀；其实她们是那些胡说八道的那些无耻的人的牺牲呵，塞缪尔，她们是胡说八道的那些无耻的人的牺牲啊！”
　　“我看是这样的，”山姆说。
　　“毫无疑问嘛，”维勒先生说，庄重地摇摇头。“最叫我生气的是，塞缪尔，看见她们花掉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去给那紫铜色的人做衣服，他们根本不需要这些衣服，也不注意你们这些白颜色的人。要是依着我呵，塞缪尔，我就要弄几个这种懒惰的牧师塞在沉甸甸的独轮手推车后面，成天在一条十四寸阔的跳板上推来推去，让他们尝尝辛苦。那就会把他们的鬼话抖落掉的。”
　　维勒先生用强调的重音，在各种各样的摇头晃脑和皱眉扭眼的辅佐之下说出了这个秘密之后，就把杯子里的酒一饮而尽，带着天生的威严神情敲掉烟斗里的烟灰没有再说什么。
　　他正做着这事的时候，过道里传来一种尖锐的声音。
　　“你的最亲爱的亲人来了，山姆，”维勒先生说；这时维勒太太匆匆走了进来。
　　“呵，你终于回来了，你！”维勒太太说。
　　“是呵，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回答，又装上一斗烟。
　　“史的金斯先生回来了没有？”维勒太太问。
　　“没有，我的亲爱的，他没有来哪，”维勒先生回答，用一种很巧妙的手法——用火钳向炉子里就近夹了一块通红的煤凑到烟斗上点着烟。“而且呢，我的亲爱的，如果他根本不准备回来的话，我还是打算过下去的。”
　　“呸，你这个坏东西呀！”维勒太太说。
　　“谢谢你，我的亲爱的，”维勒先生说。
　　“行了，行了，父亲，”山姆说，“在客人面前就不要说这种肉麻话啦。这位可敬的绅士已经来了。”
　　维勒太太听见这话，连忙擦掉刚刚好不容易挤出来的眼泪；维勒先生呢，气愤地把自己的椅子拉到炉子角落里。
　　史的金斯先生非常容易就被人说服了，喝了一杯热的菠萝甜酒，并且又喝了第二杯、第三杯，然后为了再重新来一遍，于是就先吃点晚饭来提提精神。他和大维勒先生坐在一边，那位绅士呢，时常偷偷举起拳头在助理牧师的头上晃动，但是他并没有让他的太太看见，借以向儿子表示胸中的隐藏的情感，这使他儿子感到极端的快乐和满意，尤其是因为史的金斯先生并没有察觉，只管静静地继续喝他的菠萝甜酒。
　　谈话大部分是维勒太太和助理牧师史的金斯先生他们两个人在说。话题主要是絮絮叨叨地叙述牧师的德性，他的羊群的价值，以及此外的所有人的罪大恶极——这些议论偶尔因为大维勒先生吞吞吐吐地提到一位叫华卡的先生或者提出类似这样的其他评注，而被打断了。
　　最后，史的金斯先生露出了许多不容置疑的象征，证明他真正是喝足了他所能够受用的菠萝甜酒了，于是拿起了帽子转身告别而去。随后，山姆立刻就被他父亲带到睡觉的地方。可敬的老绅士热烈地绞扭着手像是有什么重要的话要对儿子说，但是维勒太太刚一向他走来，他就放弃了这种意图，遽尔对他说了晚安。
　　第二天山姆一早就起身了，吃了一顿匆匆做好的早餐，就预备回伦敦去。他刚刚走出大门，他的父亲就站到了他面前。
　　“走啦，山姆？”维勒先生问。
　　“现在就走，”山姆回答。
　　“我但愿你能够把那史的金斯打包，带到伦敦去，”维勒先生说。
　　“我真的为你难过，”山姆责备地说。“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让他把他的红鼻子伸到格兰培侯爵酒店里来？”
　　大维勒先生对儿子热情地盯了一眼，回答说，“因为我是结过婚的人呵，塞缪尔，因为我是结了婚的人。等你结了婚的时候，塞缪尔，你就能够知道并懂得很多你现在不懂的事了。但是，就像教养院的孩子学完了字母的时候说的，是不是值得吃那么大的苦头学那么少的乖，这是要看各人的兴趣爱好了。我呢，倒觉得不值得。”
　　“唔，”山姆说，“再会啦。”
　　“呔，呔，山姆，”父亲回答。
　　“我只想说一句，”山姆突然停住了脚说到，“假使我是格兰培俟爵酒店的老板，而那个史的金斯跑到我的店里来烤面包的话，那我就——”
　　“就怎么样？”维勒先生非常急造地插嘴说。“就怎么样？”
　　“在他的甜酒里下毒，”山姆说。
　　“那可不行！”维勒先生说，紧紧地握住儿子那双手不停的摇晃着，“但是你真会吗，山姆，真会吗？”
　　“会的，”山姆说。“一开始的时候我不会对他太狠。我会把他丢进水桶里，盖上盖子；假使我发现他不懂人家的好心好意，我就要想出更好的办法。”
　　大维勒先生用说不尽的深深的赞叹的目光看了一看儿子，又紧紧握了他的手一次，于是慢腾腾地走了，脑子里盘旋着由于他的话而引起的无数的念头。
　　山姆目送他走去，直到他转了弯，之后他开始徒步上伦敦去。在开头的时候他尽在思量着自己刚才的一番话可能产生的影响，他的父亲会不会采纳他的观点。但是后来他把这问题从脑海中消除了，因为他有了一种聊以自慰的想法，就是到了时候自会分晓；而这个想法也正是我们所要奉献于读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