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月十一日。
　　我决定就这么办。我去找博姆加德。为什么恰恰就是去找他呢？就因为他不是精神病医生，就因为他年轻，而且还是大学同窗。他那人健康，强壮，可是性情柔和，要是我没记错的话。我是记得他的。兴许，他会找……我能从他那儿得到关切。他是能想出什么法子来的。且让他把我带到莫斯科去吧。我可不能上他那儿去哟。我已经获准休假了。我得躺着。我不去医院上班了。
　　我可是诬蔑了那个男医士了。喏，人家笑笑……并没有什么的。他常来看望我。总是请我到班上去听诊听诊。给他指点指点。
　　我没答应。又找拒绝的借口？我可不愿杜撰什么借口了。
　　给博姆加德的那封短信已经寄出。
　　人们啊！有谁能帮帮我呢？
　　我悲怆地叹息起来。如果有谁读到这句话，他会以为——这是做作。不过，谁也不会读到的。
　　在给博姆加德写信之前，我把一切都回想起来了。脑海里尤其浮现出十一月的莫斯科的火车站，那时，我从莫斯科逃出。那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晚上。我在厕所里注射偷来的吗啡……那真是活受罪。门口挤满了人，人声如钢铁般轰鸣，人家责骂我久久地占着地方，双手不住地颤抖，门钩也不住地在颤抖，眼瞅着，门马上就要敞开来……
　　就是从那会儿起始，我身上便生出一些疖子。
　　回想起这一切，我哭了一夜。
　　十二日夜。
　　又是一次哭泣。夜间的这份软弱这份下作又有什么用处呢？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三日拂晓时分记于戈列洛沃
　　我满可以祝贺自己了：我已经是一连十四个小时都没有打针了！一连十四个小时呀！这可是一个不可思议的数字。天色已然蒙蒙发亮。我马上就要成为一个完全健康的人了。
　　应当按照深思熟虑的决定去行事。我并不需要博姆加德，也不需要任何人，拖延自己这条生命，哪怕再延长一分钟，也是可耻之举。延续这条生命吗——不，绝不能。药，就在我手边哩。我先前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喏，得了，下手吧。我对谁也不欠下什么的。我毁掉的只是我自个儿，再有，就是安娜。我还能怎么办呢？
　　时间能治愈一切的，就像阿姆涅丽丝吟唱的那样。她的日子，当然，过得又单纯又轻松。
　　这本笔记留给博姆加德。一切……
　　一九一八年二月十四日，拂晓时分，我在远方的一个小镇上，读完了谢尔盖·波利亚科夫的这些笔记。摆在这里的这些笔记是全文，没有经受任何改动。我不是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不能有把握地说，这些笔记是否可资借鉴，是否为人所需呢？
　　在我看来，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
　　现在，在十个年头都过去之后的今天，——这些笔记所引发的那份怜悯与那份恐惧均已逝去。这很自然；但是在现如今，当波利亚科夫的躯体早已腐烂，对他这人的记忆也全然消失的时候，重读这些笔记之后，我依然对它们有兴趣。兴许，它们还是为人所需的？我是敢斗胆断然肯定这一点的。安娜·基里洛夫娜于一九二二年在她工作的那个地段死于麻疹伤寒。阿姆涅丽丝——波利亚科夫的首任妻子——栖居国外。她不会回来的。
　　我能否将人家赠送给我的这些笔记发表出来呢？
　　我能。我能发表的。医生博姆加德。
　　一九二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