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四八二年，伽西莫多已经长大成人，他当圣母院的敲钟人已有好几年了，那得感谢他的义父克洛德·孚罗洛。克洛德当上了若札斯的副主教，得感谢他的恩主路易·德·波蒙阁下。一四七二年波蒙在居约姆·夏尔蒂耶逝世后能当上巴黎主教，得感谢他的保护人奥里维·勒丹。奥里维·勒丹当上国王路易十一的理发师，则是由于上天的恩赐。
　　于是伽西莫多成了圣母院的钟乐奏鸣家。
　　随着时光的消逝，某种亲密的关系把这个敲钟人和这座教堂联结在一起。出身不明和相貌奇丑这两重灾难，早就使他同世界隔离，他从小被幽禁在难以解脱的双重束缚之中，这可怜的不幸的人，在掩护他的宗教壁垒里已经习惯于看不到外界的任何事物，随着他的发育和成长，圣母院对于他就是蛋壳，就是窝，就是家，就是故乡，就是宇宙。
　　在这个生物和这座建筑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超人的协调。他还很小的时候，就驼着背，伸长脖子，在那些拱顶的阴暗处爬行。由于他那人的脸孔和走兽般的四肢，他仿佛是在那阴暗潮湿的地方生长起来的一条爬虫，罗曼式柱顶雕饰就在那地方投下了多种奇形怪状的影子。
　　稍后，当他第一次机械地抓住钟塔上的绳索，吊在那里把钟振响起来的时候，在他的义父克洛德看来，就象是一个小孩第一次出声讲话。
　　就这样，他适应着那座教堂而逐渐发育成长。他在教堂里生活，在教堂里睡觉，几乎从不走出教堂一步。他每时每刻都受到它神秘的影响，以至于他竟变得同那座教堂十分相象，他把自己镶嵌在教堂里，使自己变成了教堂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他的向外凸出的角（假若我们可以这样来形容），嵌进了那座教堂的往里凹陷的角里，好象他不仅是教堂的住客，而且是教堂当然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他获得了教堂的形状，就象蜗牛具有蜗牛壳的形状一般。教堂是他的住所，他的窝，是装他的封套。在他和那座古老的教堂之间，有一种十分深刻的天然的同情，有那么多的互相吸引的共同性，那么多的实质上的类似，使他就象乌龟依附龟壳一般依附着教堂，那座凹凸不平的教堂成了他的甲壳。
　　※ 原著本章的题目是拉丁文，意思是“一群可怕的野兽的保护人，他本人更加可怕”。现为避免冗长，采用本章最初的标题。
　　去提醒读者不要照字面来理解我们在这里不得不用来表现一个人和一座教堂之间的奇特、匀称、直接以及几乎是同类物质的配合是没有用的。同样，要说明在那样长的时期里，在那样亲密的相处过程中他对教堂熟悉到了什么程度也是没有用的。这个住所对伽西莫多挺合适，它没有一个深处不被伽西莫多踏入过，没有一个高处不被伽西莫多攀登过。有多少次，他仅仅靠那些凹凸的雕刻的支持就爬上了教堂前墙的最高处。人们常常看见他爬在两座钟塔外面，就象壁虎爬在陡峭的墙上似的。那两个十分高峻、十分骇人、十分可怕的双生姐妹，没有使他吓得发昏，也没有使他突然惊倒。看见那两座钟塔在他的手底下那么温柔，那么容易攀登，人们会认为正是他把它们驯服了的呢。由于用力地跳跃，爬行和深入这座大教堂的内部，使他变得有些象猿猴或羚羊了，就象一个卡拉布里亚①的小孩还没学走路就先学游泳，很小的时候就同大海嬉戏。
　　①卡拉布里亚是意大利南部的一个地区，与西西里隔海相望。
　　而且，不单是他的身体好象具有教堂的形状，就连他的灵魂也是如此。
　　这个灵魂在什么情况下有过什么波折，在那隆起一块的皮囊里这个粗犷的生命是什么样儿，这可是难以说清楚的了。伽西莫多生来就是独眼、驼背、罗圈腿，克洛德费了很大的劲，用了很大的耐心才教会他讲话。但是这弃儿命该倒霉，他十四岁就当了圣母院的敲钟人，这使他得了一种新的残疾：钟声破坏了他的听觉，他变成了聋子。大自然留给他的唯一开向世界的大门，突然永远地关闭了。
　　这道门的关闭，把那条还能深入到伽西莫多灵魂里去的唯一快乐与光明的亮光隔绝了，这个灵魂沦入了深深的黑夜。这可怜人的悲哀变得和他的残疾一般齐全，一般无法治疗了。何况他的耳聋又使他有些喑哑，因为发现自己聋了之后，为了不被别人耻笑，他便决定缄口不语，除了独自一人的时候才会破例。他甘愿把克洛德费尽苦心解放出来的舌头又收藏起来，以至于每当不得不说话的时候，他的舌头竟变得那么笨拙和麻痹，好象铰链生锈的门窗一样。
　　现在，假若我们试着透过厚实粗糙的皮囊去探索伽西莫多的灵魂，假若我们能去探测这粗笨躯体的深处，假若我们决心去照亮这个不透明的身体，去探寻这迟钝的生物昏暗的内心，去洞悉它的一些暗角和死巷，并且忽然给锁在这洞穴深处的落地大镜子上投去一道极明亮的光，我们一定会发现那不幸的灵魂的姿态是多么可怜、畸形、佝偻，好象那些蜷伏在太矮太低的石头匣子里直到老死的威尼斯铅皮屋顶下的囚犯。
　　心灵在一个畸形的躯体中的确是会憔悴的，伽西莫多几乎感觉不到在自己的身体里有一个和他一般模样的灵魂在盲目活动。事物的映象在到达他的思想之前，先遭遇到一定程度的折射。他的头脑是一个奇特的中心，经由它出来的概念都是扭曲的，这种折射所造成的映象，当然是散漫的和迷乱的了。
　　于是他那有时疯狂有时痴呆的思想，往往游荡在成千种眼睛的错觉，成千种判断的错乱和种种偏差之中。
　　这个注定倒霉的机体得到的第一种影响，是扰乱了他对事物的视觉，他几乎得不到任何直接的反映，外在世界对于他似乎比对于我们遥远得多。
　　使他感到不幸的第二种影响，是他变得相当的凶狠。
　　他的确是凶狠的，因为他本来就很粗野，而他的粗野又是由于他的丑陋。
　　他的性格使他有一套他的逻辑，就象我们的性格使我们有一套我们的逻辑一般。
　　他那额外发达的精力，是造成他凶狠的另一个原因。正如俄伯斯①所说：
　　“精力充沛的孩子是凶恶的。”②然而，我们应当公正地指出，他的本性也许并不是凶狠的。自从他在人间第一次迈步，他就感到，随后就看到自己是被人鄙弃，厌恶和不受欢迎的，人的语言在他听来总是嘲笑和咒骂。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他从周围发现的只是憎恨，他也学会了憎恨，他有了人所共有的凶狠，他拾起了别人用来伤害他的武器。
　　①俄伯斯（1588—1679），英国哲学家。
　　②这句原文是拉丁文。
　　结果，他对人就只有转过脸去，他的圣堂就够使他满足的了，四处都是大理石像，有帝王，有圣徒，有主教，至少他们不会当面嘲笑他，却只向他射来安静和善的眼光，其余妖魔鬼怪的造像，对他伽西莫多也没有仇恨，在这方面他和他们十分相似，他们宁可去嘲笑别人。圣徒都是他的朋友，他们为他祝福，妖怪也是他的朋友，他们保护他不受欺凌，他也长久地和他们谈心。他有时一连几个钟头去蹲在一座塑像跟前，寂寞地同它说着话，在这种时刻，假若突然有什么人走来，他便象一个唱夜曲唱得入迷的情人似的飞快地逃开。
　　教堂对于他不仅是一个社会，并且还是一个宇宙，还是整个的自然界。
　　除了那些画着花草的彩绘玻璃窗，他不梦想别的草木；除了那些撒克逊式柱顶上石刻的树叶和鸟雀，他不梦想别的绿荫；除了教堂的两座钟塔之外，他不梦想别的大山；除了在它们下面喧腾的巴黎之外，他也不梦想别的海洋。
　　但是在那座慈母般的建筑上，他最喜爱的，那唤醒了他的心灵，使他展开悲惨地蜷缩在脑海里的翅膀，使他有时感到幸福的，则是那些钟。他爱那些钟，他抚摸它们，对它们讲话，他了解它们。他对于交叉点上尖尖的钟楼里的那些钟和大门顶上那口大钟，都有一种温柔的感情。十字窗上的那个钟楼和那两座钟塔，对于他就象是三只大鸟笼，笼中的鸟儿被他唤醒，单单为了他而歌唱。虽然使他耳朵变聋了的就是那些钟，但是他热爱它们，正如一位母亲往往最喜爱那个最使她痛苦的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