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难受得很，妈妈。”他回答，“乔丹先生给了我五先令圣诞赏钱。”
　　他颤抖着把钱递给她，她把钱放在桌上，
　　“你不高兴？”他有些责怪她，身体颤抖得更厉害了。
　　“你哪儿不舒服吗？”她说着解开他大衣的钮扣。
　　她常这么问。
　　“我觉得很难受，妈妈。”
　　她给他脱了衣服，扶他上了床。医生说，他得了很严重的肺炎。
　　“如果我让他呆在家里，不去诺丁汉，也许他不会得这种病吧？”她首先问道。
　　“可能不会这么严重。”医生说。
　　莫瑞尔太太不禁责备自己。
　　“我应该照顾活人，而不该一心想着死去的。”她对自己说。
　　保罗病得很厉害，可他们雇不起护士，每天晚上母亲就躺在床上陪他。病情开始恶化，发展到病危期。一天晚上，他被一种就要死的那种阴森恐怖的感觉折磨着，全身的细胞好象都处在就要崩溃的过敏状态，知觉疯狂地正在做最后的挣扎。
　　“我要死了，妈妈！”他喊着，在枕头上不停地喘着粗气。
　　她扶起他，低低地哭着：
　　“哦，我的儿子——我的儿子！”
　　母亲的哀泣使他清楚过来，认出了她，他的全部意志由此产生并振奋起来。他把头靠在母亲胸前，沉浸在母亲的慰籍之中。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姨妈说，“保罗在圣诞前生病倒是一件好事，我相信这倒救了他妈妈。”
　　保罗在床上躺了七个星期，再起来时，脸色苍白，浑身虚弱不堪。父亲给他买了一盆深红和金黄色的郁金香。当他坐在沙发上跟母亲聊天时，花儿就放在窗台上，在三月的阳光下闪耀着。现在，母子俩相依为命，莫瑞尔太太把保罗当成了命根子。
　　威廉是个预言家。圣诞节时，莫瑞尔太太收到了莉莉寄来的一份小礼物和一封信。新年时，莫瑞尔太太的姐姐也收到了莉莉的一封信。“昨天晚上我参加了一个舞会，舞会上碰到一些讨人喜欢的人，我玩得很痛快。”信上这么写着，“我每支舞都跳，没空错过一支舞曲。”
　　从那以后，莫瑞尔太太再没有她的消息。
　　儿子死后的一段时间里，莫瑞尔夫妇相敬如宾。他常常陷入一阵恍惚之中，眼睛瞪得大大的，茫然地看着房间的另一头。之后，他突然站起身，急匆匆地到“三点”酒家，回来后就又正常了。不过他再也没有路过莎普斯通，因为那儿有儿子工作过的办公室，而且也总回避着那座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