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说了，”他又往下说，“那些农民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们自讨苦吃。特别是他们那里有两户钉子户，先父——祝他升入天堂——尚在人间的时候，就讨厌他们，很不喜爱他们。跟您说句贴心话，这但是我深有体会的：老子是贼，儿子也一准是贼。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 唉，这是本性，是遗传，亘古不变的嘛！实话告诉您，我已经把那两家给拆散了，他们的小子还不应该去当兵呢，我就把他们弄去当兵了，这边派一个，那边塞一个，看他们还有什么花招！可即使这样，还是没办法斩草除根呀，他们这些人很能生孩子了，一个接一个生起来没个完，真可恶！”他的语气很是轻蔑的说，充满了憎恶之情，仿佛谈论一件令人作呕的事情一样。
　　此时周围十分的寂静，只有风一阵阵吹来，马厩那边时经常地传来啥有节奏的时断时续的敲击声。马尔达利·阿波罗内奇端起了茶碟，先张了张鼻孔——大家都明白，地道的俄罗斯人喝茶时都有这样的习惯——但是他又停下来，侧耳倾听，点点头，细细的品了口茶，然后就把茶碟放在桌子上，仿佛是情不自禁地附和着那种敲击声，满脸的安详宁静，轻声地和着：“啪哒哒！啪哒！啪哒！”
　　“哪里来的什么声音啊？”
　　“这是我交待他们干的，教训一个不守规矩的人……就是那个管餐室的瓦夏，您认识吗？”
　　“瓦夏？”
　　“就是前几天伺候咱们吃饭的满脸络腮胡子那个人。”
　　尽管十分的愤怒，马尔达利·阿波罗内奇那明亮又柔和的目光让人无法拒绝。
　　“您这是怎么啦，青年人，您怎么样？”他摇晃着脑袋说道，“你的眼睛看得我十分的不舒服？怎么，难道我是个大不好的蛋？这就是恨铁不成钢嘛，打他也是为他着想，想必您也该清楚。”
　　不大一会儿的工夫，我就起身告辞。我乘车路过村子之时，正好碰见了管餐室的瓦夏。他正边吃核桃边逛街呢。我停下车把瓦夏叫了过来。
　　“喂，伙计，今天被责罚了吗？”我问他。
　　“您咋知道的啊？”瓦夏反问一句。
　　“您家老爷说的。”
　　“老爷亲口说的？”
　　“你为什么被他罚呀？”
　　“都怪我，先生，我自找的。我们这里从来不随随便便打人，从不这样。我们老爷可是讲理的人，我家老爷……是个大善人。”
　　“咱们走吧！”我吩咐车夫。 “这就是老俄罗斯！”我在回家的路上一直在想。
　　184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