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爱玛听说弗兰克·邱吉尔仅仅为了理发而跑到伦敦，原先对他的好感顿时有一点削弱。吃早饭时，他似乎突发奇想，叫了一辆轻便马车出发了，打算赶回来吃晚饭，看来并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不过想去理个发。诚然，为这事来回跑两个十六英里也未尝不可，但是爱玛看不惯那纨绔子弟的习气，那轻浮的作风。她昨天还觉得他办事有条有理，花钱有所节制，甚至待人热情无私，谁想他今天的表现却并非如此。图慕虚荣，大手大脚，心神不定，喜欢变来变去，这些特征必定要起作用，不管是好作用还是坏作用；不顾他父亲和韦斯顿太太是否高兴，也不管他的行为会给大家造成什么印象；人们会这样责备他。他父亲只说他是个，并觉得这件事很有趣。不过，韦斯顿太太显然不喜欢他这样做，因为她没有多提这件事，只说了一句：“年轻人都有点心血来潮。”
　　爱玛发现，弗兰克到来之后，除了这点小毛病之外，给她的朋友留下的都是好印象。韦斯顿太太逢人便说，他是一个多么亲切、多么可爱的伙伴——她发现他的性情处处都很讨人喜欢。他看来心胸开阔——真是又开朗又活跃。她发觉他的念头不会有错，往往是绝对正确的。他总是满怀深情地说起舅舅，喜欢跟人谈论他——说他舅舅若能自行其便的话，一定会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虽说并不喜爱舅妈，但又感激她的情意，好像谈起她时总是怀着敬意。这些都是很好的苗头。本来，爱玛在想象中已给他加上了一项殊荣，他要不是生出一个到伦敦理发的怪念头，还真什么表明他不配得到这份殊荣。他的这份殊荣，如果说他还不是真正爱上了她，至少也非常近乎于爱上了她，只是由于她自己态度冷淡，他的感情才没有进一步发展——（因为她依然抱着终身不嫁的决心）——总之，他们俩共同认识的人都给他这种殊荣，他选作爱玛的对象。
　　韦斯顿先生又给这一说法增添了一个很有分量的砝码。他对爱玛说，弗兰克极其爱慕她——认为她非常漂亮，非常可爱。弗兰克有那么多值得称道的地方，爱玛觉得自己不能再苛求他了。正如韦斯顿太太所说的，“年轻人都有点心血潮。”
　　弗兰克在萨里新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人对他不那么宽怀大度。总的说来，在当维尔和海伯里两个教区，大家对他都做出了公正的评价。这么漂亮的一个青年——一个经常面带微笑、对人彬彬有礼的青年，即使有点稍微过分的地方，大家也可以宽宏大量地原谅他。然而，这当中就有一个人，生性喜欢挑剔，没有被他的微笑和彬彬有礼所感化——那就是奈特利先生。他在哈特菲尔德听说了他去伦敦理发的事，当时一声未吭。可是，随后他手里拿起一张报纸来看时，爱玛听见他自言自语：“咳！我早就料到他是个轻浮的傻瓜。”爱玛本来有点想反驳，但仔细一想，就觉得他说那话只是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并不想招惹谁，因此也就没有去理会。
　　韦斯顿夫妇虽然带来了一条不大好的消息，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他们这天早晨却来得特别凑巧。他们待在哈特菲尔德的时候，爱玛遇上了一件事，需要听听他们的意见。而更加凑巧的是，他们出的主意正中爱玛的心意。
　　事情是这样的：科尔家已在海伯里居住多年，算是个很好的人家——与人为善，慷慨大方，谦和朴实。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他们出身低微，靠做买卖营生，只是略有点上流人的风度。他们初这儿时，过日子量入为出，深居简出，很少与人来往，即使有点来往，也不怎么花钱。可是，近一两年来，他们的收人大大增加了——城里的房子收益增多了，，命运之神在朝他们微笑。随着财富的增加，他们的眼界也高了，想住一座较大的房子，多结交些朋友。他们扩建了房屋，增添了仆人，扩大了各项开支。时至如今，他们在财产和生活方式上仅次于哈特菲尔德那家人。他们喜欢交际，又新建了餐厅，准备请每个人都来做客，并已请过几次客了，邀的大多是单身汉。爱玛估计，他们不大敢贸然邀请那些正经的名门大户——不管是当维尔，还是哈特菲尔德，或是兰多尔斯，一概不敢邀请。即使他们有请，她说什么也不会去。她感到遗憾的是，大家都知道她父亲的习性，因此她的拒绝也就表达不出她意想中的意味。科尔夫妇可算是很体面的人，可是应该让他们明白，他们没有资格安排上流人家去他们家做客。爱玛心想，能叫他们明白这一点的，恐怕只有她自己，奈特利先生不大可能，韦斯顿先生更不可指望。
　　早在几个星期之前，爱玛就打定主意要如何对付这种自以为是的行径，可等到终于受到怠慢的时候，她心里则完全是另一番滋味。当维尔和兰多尔斯都接到了科尔家的邀请，她父亲和她自己却没接到。韦斯顿太太解释说：“我看他们不敢冒昧地请你们，你们不去别人家吃饭。”可这理由并不充分。她觉得她很想得到拒绝他们的权利。后来想到一些跟她最亲近的人要去那里做客，而且这念头一次次地冒出来，她又拿不准自己若是接到邀请的话，是否能不为之动心。哈丽特晚上要去那里，贝茨家也要去。前一天在海伯里散步时，他们讲起过这件事，弗兰克·邱吉尔对她没去感到万分可惜。那天晚上最后是否可能来一场舞会？这是他问的一个问题。正是因为存在这种可能性，爱玛越发觉得心里不是滋味。就算是人家她高贵而不敢高攀，就算是可以把人家不请她视为一种恭维，那也只能是微不足道的安慰。
　　就在韦斯顿夫妇还待在哈特菲尔德的时候，请柬送来了。这时，爱玛还真庆幸有这夫妇俩在场。虽然她一看完信就说了声“当然应该拒绝”，但她马上又请教他们该怎么办，他们立即劝她应该去，而且还很奏效。
　　爱玛承认说，考虑到种种因素，她并非完全不想去赴宴。科尔家的请柬写得那么妥帖——表现得真是非常客气——对她父亲体贴人微。“本拟早日恳请光临，只因一直在等待折叠屏风从伦敦运到，以期能为伍德豪斯先生挡风御寒，伍德豪斯先生也会因此而更乐于光临。”总的说来，爱玛很快就给说通了。他们三人当即商定了应该怎么办，而又不至于忽视了伍德豪斯先生的舒适——当然要有个人陪伴他，如果贝茨太太不行的话，那就要劳驾戈达德太太。晚宴眼看就要到了，还要劝说伍德豪斯先生，让他同意女儿去赴宴，整个晚上都要离开他。至于让他也去赴宴，爱玛并不企望他会认为有这个可能：晚宴要很晚才散，去的人又太多。伍德豪斯先生很快就答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