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肯尼迪肯定会赢得大选。”克里斯蒂说，“在那之后，我就没事了。”他顿了一下，“我知道他。”
　　“你知道过去的他。”“先知”说。然后他似乎失掉了兴趣，转口说：“我的生日庆祝会怎么办？我一百岁了，却他妈没人关心。”
　　克里斯蒂乐了，“别急，有我呢。在大选之后，一定为你在白宫的玫瑰园举行一个帝王般的生日庆祝会。”
　　“先知”满意地笑了，然后老好巨滑地说：“你们的肯尼迪才会成为一个帝王。你肯定明白，如果他再次当选总统，并把他挑选的人送进国会的话，他实际上就成了一个独裁者，对不对？”
　　“这完全不可能，”克里斯蒂说，“我们国家从来没有过一个独裁者，我们有许多制约措施，有时候我甚至觉得太多了一点。”
　　“疑，这是个年轻的国家，”“先知”说，“我有的时间，魔鬼会以种种方式乘虚而入。”
　　他们沉默了好长一会儿，然后克里斯蒂起身告辞。象往常一样，因为“先知”太虚弱，不能握手，他们只轻轻碰了碰手告别。
　　“当心点儿，”“先知”说，“当一个人取得绝对的权力之后，总是要首先清除掉与他最亲近的人，那些最了解他秘密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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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2章
　　一个联邦法官释放了亨利·蒂勃特和亚当·格里斯。
　　政府并没有据理力争，否认对他们的拘捕是非法的。格里斯和蒂勃特的辩护班子钻了法律上的每一个漏洞。
　　美国人气坏了。他们纷纷谴责肯尼迪政府，诅咒法律机构，老百姓跑到街上大声疾呼处死格里斯和蒂勃特，有些人还自发地组织了民间治安团体和搜寻小组，力图实现人们的正义要求。
　　格里斯和莱勃特逃到了南美洲，在一个由他们有钱的父母资助的教堂里躲藏起来。
　　距总统大选只剩下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但各种民意测验表明，肯尼迪虽然胜利在望，却仍然难以把他挑选的众多国会议员候选人选进国会。
　　而且麻烦日益增多：尤金·戴西和那个女演员之间的丑闻被抖了出来；这几个月有越来越多的指控，说克里斯蒂·科利故意让那颗原子弹爆炸；还有一些谣传说坎农和科利私自挪用白宫军事顾问办公室的资金来养活庞大的秘密勤务局。
　　也许弗兰西斯·肯尼迪自己走得太远了，美国这个国家对他的社会改良并不感冒，也并不准备摈弃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美国人想要的不是平等，而是钱。几乎每一个州都有自己的彩票奖券，奖金往往高达几百万元，买奖券的人比选举投票的人还要多。
　　在位的本届众议员、参议员们的能量也着实不可小觑，他们手下众多的工作人员当然有政府支付薪水，这不必说；而且他们手中拥有工商界捐助的巨大的资金，这些钱足够在电视上推出大量精心设计的竞选广告。另外作为立法机构官员，他们可以频繁出现在电视上的特别政治节目中及报纸上，提高他们的知名度。
　　劳伦斯·塞拉丁现在活象一个文艺复兴时期到处散布流毒的活跃分子，主持着这场反击肯尼迪的全盘战役。由于他的出色表现，他实际上成了苏格拉底俱乐部的领头人物。‘肯尼迪总统仔细审阅着底下人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报告预测他亲自挑选的一些国会议员候选人可能会落选。想到他可能再次成为一个无能为力的跋足总统，他不禁深恶痛绝，浑身起鸡皮疙瘩，不仅如此，他简直恼羞成怒，心里不由自主地充满了恶毒的仇恨。这种失常的情绪使他感到惭愧，他集中精力开始考虑克里斯蒂·科利在报告中拟定的机密行动计划。
　　总统注意到克里斯蒂在接将这份报告递交给了他。只好这样。报告中关于选举的预测分析已够人吃惊，而科利针对这个情况所拟定的解决措施则更了不得。
　　必须牺牲牵扯到的一些道德准则，肯尼迪想，并立即清楚地意识到这个代价。他在报告书上草草签了名，以示同意。
　　九月三号，克里斯蒂·科利不宣而入，闯进了副总统的办公室。
　　他格外警惕，预先向秘密勤务局负责保卫海伦·杜里波的特工分队下达了特别指示，然后他才径直走到杜波里的秘书跟前，说他有事要求见副总统。
　　副总统看到他，大吃一惊，在事先没有经过她的允许，或至少提前给她打个招呼的情况下，他不期而至，怎么说也是不合乎礼节的。有一会儿，他心里直前咕是不是会触怒了她，但杜波里是个聪明人，并没有显露出很大的不快，她马上意识到，除非发生了什么重大问题，克里斯蒂·科利这样的人是不会违犯有关礼节的规范的。实际上，她下意识的反应是忧虑，在几个月过后，现在又发生什么可怕的事了呢？
　　科利立即察觉到了她的紧张和担心，“没什么好担心的，”他说，“我们在安全保卫工作方面出了点问题，牵扯到总统。我们封锁了你的办公室，这是其中一个应急措施，你最好不要接任何电话，交给你的｝下人处理，我本人要和你在一起呆一整天。”
　　杜波里应该明白了，这就是说，只要科利在这儿，无论发生什么事，她都没有权力指挥控制这个国家。“如果总统的安全出了问题，你怎么要陪着我呆在这儿？”她说，但不等科利回答，又接着说，“我必须亲自和总统校对一下。”
　　“他正在纽约出席一个政治性午宴。”科利说。
　　“这个我知道。”她说。
　　科利看看他的表说：“总统大约过一个半小时会给你打电话。”
　　电话来了，科利盯着海伦·杜里波的脸，看起来她并未觉得过分惊讶，只问了两三个问题。好极了，她会平息下来的，他不必担心她。但接下来她的一个举动却使他由衷钦佩，他没有料到她会这样做——众所周知，美国的副总统一般都比较谨小慎微——她问肯尼迪她是否可以和尤金·戴西说几句话，作为总统办公室主任，戴西当然一定和总统在一起。
　　戴西接起电话，她只是简单地询问了一下他们下周的工作日程，然后就挂上了电话。她不过是想证实一下刚才打电话的那个人是不是肯尼迪，尽管她能听出他的声音。她刚才问的几个问题，只有戴西本人才能答上来，看来没有假。
　　她肯定觉得其中有诈，科利想。她冷冰冰地说：“总统告诉我让你用我的办公室做指挥中心，而且我得听你的。我想这事实在太特殊了，也许你能给我解释一下。”
　　“非常抱歉。”科利说，“请给我一杯咖啡，我向你详细汇报一下，在这件事上你知道的会和总统一样多。”这话是真的，但稍有偏差，她就不会有科利知道得那么多。
　　海伦·杜里波目光专注地看着他，科利知道，她信不过他。女人不懂权力，不懂得适当使用暴力可带来出奇制胜的效果。他竭尽全力让她确信他是真诚的。他几乎说了有一个小时，才差不多说服了她。她是个才貌双绝的女人，科利想，真是太遗憾，她永远做不成美国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