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蒂说：“他在秘密勤务局的衔位非常高。”
　　肯尼迪说：“是这样。但我还是不明白。”
　　“为了找到做这些工作的人，我设置了非常细致的筛选程序，杰佛逊是他们之中最出色的，他实际上是白宫里所有特工的头目。”
　　“还不够明白。”肯尼迪说。
　　“我答应他在他离开白宫之后，给他在医疗、教育、福利部门找一份有影响的差事。”
　　“呵，这办法挺鬼。”肯尼迪说，“不过他的档案怎么办？怎么会从一个仆人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们怎能兑现答应他的话呢？”
　　“他的档案上写的是他是我的行政助理。”克里斯蒂说。
　　肯尼迪拿起他的楼刻着雄鹰的白釉瓷咖啡杯，把玩看，说：“你别误解，我随便问问，因为我注意到在白宫里我的所有贴身仆人都干得非常好。他们全是秘密勤务局的特工吗？
　　几乎难以置信。”
　　“有所特殊的学校专门向他们灌输特殊的知识，激发他们干这一行的兴趣和自豪感。”
　　克里斯蒂说，“不全都是。”
　　肯尼迪大声笑着问道：“甚至厨师也是？”
　　“尤其是那些厨师，都是。”克里斯蒂笑吟吟地说：“厨师最容易下药。”象许多人一样，他喜欢不时插一句笑话，以便有时间在脑子里盘算一番。他知道肯尼迪善于玩这样的鬼把戏，开几句玩笑，说点闲碎事，不知不觉把你领入一个危险区域。
　　他们一块儿吃着，肯尼迪充当他所谓的“妈妈”的角色，夹个菜，倒个汤。除了肯尼迪自己的那个特殊的咖啡杯，所有搪瓷餐具都薄得象鸡蛋壳，刻有总统府的印记，看起来十分漂亮。终于肯尼迪漫不经心地说：“我想花个把小时，见见雅布里，希望你能亲自安排一下，”他看见克里斯蒂脸上现出暗暗叫苦的神色，“只一个小时，就这一次。”
　　克里斯蒂说：“有什么用，弗兰西斯？你承受不了这种痛苦。”
　　肯尼迪脸上有些皱纹，科利以前从来没注意到。
　　“哈，我能受得了。”肯尼迪说。
　　“如果见面的事泄漏出去，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克里斯蒂说。
　　“那就确保不要泄漏出去，”肯尼迪说，“不要做书面记录，也不列入白宫的工作进程。好了，你说什么时候吧？”
　　“得有几天时间作必要的安排，”克里斯蒂说，“杰佛逊必须知道。”
　　“还有谁？”肯尼迪问。
　　“也许还得有六个我手下特别行动部门的人，”克里斯蒂说，“他们得知道雅布里来白宫，但不一定就是你见他，他们会猜，但不会知道。”
　　肯尼迪说：“如果必要的话，我可以去你们关他的地方。”
　　“绝对不行，”克里斯蒂说，“白宫是最好的地方，应该放在午夜过后的什么时辰，我看就是1：00点。”
　　肯尼迪说：“那就后天晚上，行吗？”
　　“好吧。”克里斯蒂说，“你得签署个东西，含糊一点儿，以防万一出个差错，把我装进去。”
　　肯尼迪叹了一口气，象是如释重负，然后尖刻地说：“他不是超人，别害怕。我想和他敞开聊聊，让他能自觉地、清醒地回答问题，不要给他上药、或以任何方式摧残他，我想了解他脑子里是怎么想的，也许会不那么恨他，我想找出他这类人的真实想法。”
　　“见面时我必须亲自在场，”克里斯蒂局促不安地说，“我有这个责任。”
　　“你跟杰佛逊等在门外怎样？”肯尼迪问。
　　这个请求的话语中暗含的意思使克里斯蒂感到伤心和恼怒，他啪一下放下咖啡杯，恳切地说：“请别这样，弗兰西斯，我不能这么做，自然他会被束缚住，构不成危险，但我还是必须夹在你们两人中间。这一次我要行使你给我的否决权。”他唯恐肯尼迪会做出什么事来。
　　两人相视而笑，当初克里斯蒂保证他能担保总统的安全，条件之一是，作为秘密勤务局的头，他可以否决任何总统公开露面的机会，“我从未滥用过这个权力。”克里斯蒂说。
　　肯尼迪装作愁眉苦脸地说：“但你用得真是太是时候了。好罢，你可以呆在屋子里，但尽量隐藏在那件木器后边，让杰佛逊呆在门外。”
　　“我这就去安排，”克里斯蒂说，“不过，弗兰西斯，这帮不了你的忙。”
　　克里斯蒂·科利为雅布里和肯尼迪总统的见面做了准备。此前，他当然多次审讯过雅布里，但雅布里就是不回答任何问题，他非常冷漠、自信。他倒是愿意谈论一般的话题，政治革命理论、巴勒斯坦问题——他叫做以色列问题，但他就是拒绝谈他的经历和恐怖活动的背景，也不谈他的同伙罗密欧，不谈特蕾莎·肯尼迪以及她遇害的经过，还有他与沙哈本苏丹的关系。
　　雅布里被关在联邦调查局的一座专门关押极端危险的犯罪分子和监护重要的证人的医院里，医院不大，只有十多张床位，整座医院戒备森严，科利手下的特别行动部门的一队特工负责把守这个地方，另外有一些特工医护人员。全美国有五座这样的监禁医院，分别在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华盛顿市、芝加哥、洛杉矶、内华达州和纽约的长岛。
　　这些医院常用来在自愿应招的犯人身上做秘密医学试验，但科利把华盛顿的这座医院清理一层，专门关押雅布里，另外他把长岛的那家医院腾出来监禁那两个制造了原子弹的小神童。
　　在华盛顿的这个医院里，雅布里住在一个布满特殊医疗仪器的房间里，有限制身体活动和进行静脉注射的装置，以防止他通过剧烈动作或绝食自杀。
　　雅布里浑身上下每一寸地方、包括牙齿都用X光做了检查，他时时被套在一件宽松的衣服里，衣服是特殊设计的，只能允许他有限度地活动四肢，他可以读书、写字，还能走几小步，但不能作剧烈活动。科利手下特别行动部门的特工通过反光镜，对他全天二十四小时实行监视。
　　克里斯蒂离开肯尼迪总统后，即带了两名特工去雅布里那儿。
　　他知道这是个棘手问题。他坐在舒适的沙发里，叫人把雅布里从卧室中带来，他轻轻把雅布里推进一个单人沙发里，然后叫手下人检查雅布里身上的保险装置。
　　雅布里轻蔑地说：“你这个大人物，何必这么小心。”
　　“我相信谨慎为好，”克里斯蒂严肃地告诉他，“我喜欢那些把大楼、桥梁的抗压强度比平常提高一百多倍的建筑师，我就是这么干我的工作的。”
　　“这不是一回事儿，”雅布里说，“你不能预见命运的压力。”
　　“我知道，”克里斯蒂说，‘胆只有这样才能减轻我的忧虑，使我安下心来；而且也没出什么差错。唉，是这么回事，我来求你一件事，卖我一个面子。“听到这话，雅布里半是嘲弄，半是得意，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