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十二岁起，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就被看作是智力超群的天才。他们满腹经纶，没有一丝恶习，从他们的父母那里接受的教育使他们懂得了对人类应负的责任，这种认识特别加强了他们对人性的一些丑陋面的憎恶和鄙夷，诸如酗酒、赌博、玩女人、吸毒和贪食等。
　　他们抱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注视着世界上邪恶的东西，他们为核武器的扩散而感到担忧，人类的命运危在旦夕，他们决定要挺身而出阻挡这种可怕的灾难。因此他们就造了一个只有半吨量的微型原子弹，这样他们可以把这颗原子弹放置到某个地方，以此来警告当局，并向他们显示一个人的发狂举动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他们把自己深思熟虑的计划看作是独一无二的和神圣的，但他们并不知道，由政府指命的一个高级专家智囊团已经预测了这种情况，并在一份心理调查研究报告中把这种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列为人类孩子时代潜在的危险之一。
　　在纽约，亚当·格里斯和亨利·蒂勃特还把一封警告信寄给了《纽约时报》社，他们的信中解释了他们的动机，并要求在把信转交给有关当局之前先公开在报上发表。为了制作好这封信，他们花了很长时间。不仅在措词上斟酌再三，以防止把他们的行为看作是恶意的举动，而且更费事的是他们从各种各样的报纸上剪下来一个个的单词、字母，然后粘在一起拼凑成了一封信。
　　炸弹定时在下个星期二，到那时信件已经转交给当局，并由他们把它找出来。这将给世界各国的头脑留下一个记忆深刻的警告。
　　在罗马，也是在复活节前的这个礼拜五，特蕾莎·凯瑟琳肯尼迪这位美国总统的女儿，结束了她在欧洲浪荡的生活，准备起程回国，陪伴她的父亲往在白宫。
　　她的秘密勤务局的特工小组已经为她做好了旅行安排。按照她的指示，他们为她订好了复活节这个礼拜天从罗马飞往纽约的机票。
　　特蕾莎·肯尼迪今年二十岁，过去几年她一直在欧洲学习哲学，先是在著名的巴黎大学，后来又到了罗马的一所大学。在那里她和一个激进的意大利学生谈过一次颇为认真的恋爱，在她这次回国之前，他们刚刚断绝了关系，双方都感到了解脱。
　　她爱她的父亲，但是作为总统的女儿，她的一举一动都受到公众的注意，不能随便表达自己的意见，这使她感到恼火。她曾信仰共产主义，还是一个典型的美国女权主义者，她倡导人类要有兄弟姊妹般的爱。话说回来，个人自由必须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她倒是从来没有为自己拿着基金会的钱随意挥霍而感到愧疚。
　　出于一种奇怪的心理，她抱着人人平等的信念拒绝了一些作为总统女儿享有的特权，也很少到白宫去看望她父亲，也许下意识里她因为她妈妈的死而疏远了爸爸。在她母亲患病而濒于死亡的时候，她的父亲却整日忙于竞选，捞取政治资本，这是不能原谅的。
　　母亲去世后，她决定到欧洲去放纵一下自己。不过，根据法律条文，她作为总统的直系亲属享有受到特工保护的特权，她原本打算自动放弃这种特别的保护措施，但她父亲央求她不要这样做，弗兰西斯·肯尼迪告诉她，他不能承受万—她发生什么意外的打击。
　　由二十多特工组成的一个分队三班轮流，全日监护着她的安全。无论是她下饭馆，还是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看电影，特工们都不离左右。他们租了与她同一个公寓的房间，弄了一辆通信车以便在街上跟踪她。她从来就不是一个人，而且她必须把自己每一天的日程安排提前告知这个特工小组的头头。
　　特工们都象是长着刚腼孔：一半是她的仆人，一半是她的主人。当她把一个异性伙伴带回公寓的时候，特工们用电子窃听设备甚至能听到他们交始合欢的声音，有时也着实能吓一跳——先是如痴似醉狼嗥一般，后来渐渐竟没了一点声音，这时特工们就紧张地扬起脑袋，象捕捉耳边的风声一样，警觉地听着耳机里的动静。特蕾莎拒绝了最高级别的近身保卫措施，她自己驾驶汽车，步行时也不要特工陪伴在身旁，而且还不让他们住和自己相邻的房间，她坚持要特工们保持一定的距离，只是让他们竖起一圈不易察觉的保护墙而已，这样能给她留有一块自己私生活的天地，但这样的安排也带来不少尴尬场面，有一次她上街买东西，想打个电话却没有零钱。她以为身边的那个假装买东西的男子是她的保镖，就靠近那个男子说：“你能给我点零钱吗？”他迷惑地看看她，十分吃惊。她意识到她一定是认错人了，这人不是她的保镖。她放声大笑，连忙道歉说明原委，那人给逗乐了。爽快地给了她几个零钱，“既然是肯尼迪小姐，当然乐于效劳。”他开玩笑地说。
　　象许多涉世不深的年轻人一样，特蕾莎·肯尼迪天真地相信人性本善的学说，而且自己身体力行。她为自由而奔走，抗击世道的不公，即使在日常生活琐事上，她也从不犯鄙俗小气的毛病。小时候，她就曾把自己攒的零花钱捐给了美国的土著印第安人。
　　作为总统的女儿，在许多事情上她常常感到左右为难，她赞成合法堕胎，支持左翼激进组织，为此常遭到她父亲的政敌的攻击和辱骂。
　　就是在谈情说爱的事情上，她也天真地寻求平等相处的关系，她喜欢绝对的坦诚，憎恶任何欺骗行为。
　　在旅居国外的这几年里，她也吃过几次苦头。有一次在巴黎，她漫步在街头，欣赏着这个大都市的风采，差点遭到几个躲在一座大桥下面的流浪汉的强奸。还有一次是在罗马，当她给两个乞丐掏钱的时候，他们试图抢走她的钱包，幸好这两次她都被警觉的特工救了出来。但是这些有惊无险的遭遇并没有丝毫改变她的人性本善的信念。她相信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一盏永不熄灭的良知的明灯，没有一个人能坏到不可救药的地步。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深刻体会到男人对女人的控制和压迫，但是她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男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是如何互相残杀搏斗的，她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会以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倾轧他人。
　　她的特工小组的头头是个上了年纪的人，阅历很深，只是现在老了，不能再为那些大人物做保镖，就被派了这么个简单的差事。
　　他对特蕾莎的愚鲁无知感到很吃惊，试图开导开导她。他泛泛地给她讲了一些人世间残忍恐怖的故事以及他干特工这么多年所经历过的一些事情。他讲这些的时候比平时要袒露得多，反正他也干不了几天了。
　　“你还太嫩，不了解这个世界。”他说，“处在你现在的地位，你要尤其小心，你总是太天真，以为你对别人好，别人也就对你好。
　　不是这么回事儿。“就在前一天，她开车捎了一个搭车的男子，使得那家伙以为她对他有意思，就想动手动脚。特工小组的头头迅速采取了措施。当那个搭车的男人刚要摸她的大腿时，两辆特工的车把特蕾莎约小轿车逼到了公路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