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放下酒杯，当我从花盆后面径直朝姑娘们走去时，我看见茜贝尔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亲她时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茜贝尔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后，我们一起转身朝酒店的大转门看去。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你很漂亮。”
　　“你也很帅……但我们别站在这里。”
　　但我们还是站在了那里，不是因为我的坚持，而是因为茜贝尔很喜欢人们投射出来的羡慕眼神，从酒店的大转门里走进来的熟人、陌生人、来宾和站在大堂里的一两个穿着讲究的游客都在看着我们。
　　那些年，伊斯坦布尔的“西化”有钱人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彼此认识，知道彼此的传闻。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从大转门里走进来的那些人：艾瓦勒克[1]艾瓦勒克（Ayval?k），土耳其西部靠近爱琴海的一个海滨城市。[1]人哈里斯哈里斯家和他们一样长了一个超长下巴的儿媳（近亲结婚!）和长着更长下巴的儿子们，他们是橄榄油和肥皂富商，我们是在儿时母亲带我们去马奇卡公园玩沙子时结识的……老守门员、汽车进口商水桶?卡德里，他的几个浑身戴满了耳坠、手镯、项链和戒指的女儿，他是父亲服兵役时的朋友，和我则是踢足球比赛时的朋友……前总统颈背粗壮的儿子和他优雅的妻子，他曾因经商涉嫌不法……巴尔布特医生巴尔布特医生，他用我儿时时髦的手术拿掉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扁桃体，不仅是我，几百个孩子一看见他的手提包和驼色大衣便会惊恐万状……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风流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