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芙颂过了十分钟还没到迈哈迈特公寓楼时，我立刻就忘了自己得出的那些结论。我一边不停地看着茜贝尔送我的手表和芙颂喜欢摇晃着让它出声的纳卡尔牌闹钟，一边透过窗帘向泰什维奇耶大街张望，踩在嘎吱作响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不时琢磨一下吐尔嘎伊先生。过了一会儿，我跑上了大街。
　　为了不错过芙颂，我注意着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从泰什维奇耶大街一直走到了香舍丽榭精品店。然而芙颂也不在店里。
　　谢娜伊女士说：“凯末尔先生，请进。”
　　我说：“我和茜贝尔女士最后还是决定买下那个杰尼?科隆包。”
　　谢娜伊女士说：“这么说你们改主意了。”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但稍纵即逝。因为如果我为了芙颂感到尴尬的话，那么她也有故意卖假货的羞愧。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她慢条斯理地从橱窗里模特的手上取下那只假包，用一种老练卖主的乐趣擦去了包上的灰尘，她的这种悠然自得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折磨。我只好在一边和那天不太开心的柠檬逗乐。
　　付完钱拿着包正要走时，谢娜伊女士一语双关地说：“既然您已经信任我们，那么以后请您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
　　“当然。”
　　如果我不买足够的东西，她是否会让不时来逛小店的茜贝尔感觉到什么?不是因为慢慢落入了这女人的圈套，而是因为算计这些小事让我伤心。在店里时，我幻想到芙颂到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没看见我而走掉的情形。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街上熙熙攘攘，满大街都是购物的家庭主妇，身穿短裙、脚踏时髦“面包跟”鞋的年轻女孩和等着放暑假的学生。在人群中搜寻芙颂时，我看见了卖花的吉卜赛女人、卖走私美国烟的小贩、据说是秘密警察的男人和熟悉的尼相塔什人群。
　　正在那时，一辆车身上写着“生命—洁净水”的水罐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随即我看见了芙颂。
　　“你去哪儿了？”我俩同时问道并幸福地相视一笑。
　　“女巫婆中午没回家，她让我去了一趟她朋友的小店。我迟到了，但你也没在那里。”
　　“我有点担心，去了店里。我买了这个包留作纪念。”
　　芙颂带着一对耳坠，我在博物馆入口处展出了其中的一个。我们从瓦利考纳大街拐进了人更少的埃姆拉克大街。那条街上有个儿时母亲带我去看的牙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医生和他粗暴地塞进我嘴里的那把冰冷的勺子。当我们刚从那个牙医诊所所在的公寓楼前走过时，我们看见坡下聚拢了一群人，还有很多人在往那里跑，而一些被看到的东西吓得变了脸色的人正朝我们走来。
　　发生了一起车祸，路给堵上了。我看见刚才经过的水罐车下坡时开进了左车道并撞上了一辆小公共。刹车失灵的水罐车司机正站在一旁两手发抖地抽烟。20世纪40年代留下的长鼻子普利茅斯牌小公共的前脸已经被卡车压扁，只有计价器完好无损。在越聚越多的人群中，我看见碎玻璃片中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被卡在了前座上，我想起这是我刚才从香舍丽榭精品店出来时看见的那个皮肤黝黑的女人。路面上全是碎玻璃。我拽着芙颂的胳膊说：“走吧。”但她没理睬我。她无声地盯着那个被卡在车里的女人看了很久。
　　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时，不仅是卡在车里死去的那个女人（是的，她肯定已经死了），可能撞上熟人的担忧也让我感到了不安，我们离开了那里。一辆警车终于开过来了。当我们沉默地沿着警察局所在的街道一路上坡朝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时，我们也在快速地接近我在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个“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阴凉的楼梯上，我搂着芙颂亲吻了她的嘴唇。走进房间后我又吻了她，但在她那顽皮的嘴唇上有一种羞怯，身上有一种僵硬。
　　她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我怕你不会足够认真或是完全错误地对待我说的事情。”
　　“相信我。”
　　她说：“我就是不能确信这点，但我还是要说。”她脸上出现了一种坚决的表情，就像一个知道箭已离弦，从此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感受的人那样。“如果你不好好对我，我会死的。”
　　“忘记那起车祸，亲爱的，快说吧。”
　　她开始无声地抽泣，就像在香舍丽榭精品店因为没能把包的钱退还给我时那样。随后，抽泣声变成了一个受了委屈而气恼的孩子耍脾气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