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亲爱的大师，”我说，又敬又畏，“如我们所愿，您的‘侍女法’确实找到了一个解答。每一位艺术家的确都有自己的隐藏签名。”
　　“不是每位艺术家，而是每间画坊。”他语带骄傲地说，“甚至不是每间画坊。某些悲惨的画坊，如同某些悲惨的家庭，其中的成员，每个人长年来坚持不同的意见，殊不知快乐生之于和谐，同理可言，和谐孕育着快乐。有画家试着学中国人绘画，有些学土曼人，有些则学设拉子的风格，彼此长年争执不休，始终无法达到快乐的共鸣——正如一对不幸福的夫妻一样。”
　　我看见他脸上明显地溢满了骄傲。权威之士的严峻神情，如今已取代了好一阵子以来弥漫在他脸上的阴郁和苍老。
　　“我亲爱的大师，”我说，“过去十年来，您在伊斯坦布尔聚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类细密画家，结合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才华与气质，达到美妙和谐，进而创造并界定出了奥斯曼的风格。”
　　为什么不久前我诚心诚意体会到的敬畏感受，却在开口后变成了虚伪奉承？当一位才华与技巧令人们惊叹的大师接受赞美时，是否不得不抛掉权威和影力，甚至变得有点可悲，才可能听到诚恳的赞语?
　　“那侏儒躲到哪儿去了?”他说。
　　他这么说，有点想要转变话题，好像一位权威人士尽管很高兴听到阿谀谄媚，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妥。
　　“尽管您是熟谙波斯传说和风格的伟大大师，但您更创造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绘画世界，彰显奥斯曼国的光荣与力量。”我耳语道，“是您，用艺术呈现出了奥斯曼帝国宝剑的力量、奥斯曼帝国伟业的光明色彩、对器物发明的热忱投注，以及安逸自由的生活方式。我亲爱的大师，能与您一同欣赏这些著名前辈大师的经典杰作，是我毕生的光荣……”
　　我继续这样轻声赞美了很久。置身恍若废弃战场的宝库，处于冰冷的黑暗与拥挤的混乱中，我们的身体靠得如此之近，使得我的耳语变成了某种亲昵的情感流露。
　　慢慢地，正如某些盲人控制不了自己的脸部表情，奥斯曼大师的眼睛也不自觉地露出了老人的喜悦。我滔滔不绝地赞美年老的大师，一会儿洋溢着真心诚意，一会儿又忍不住内心对瞎子的厌恶，反感得直打嗦。
　　他伸出冰冷的手指抓住我的手，抚摸我的前臂，轻触我的脸。他的力量和衰老透过指尖传到了我的身上。再一次，我想起了在家里等着我的谢库瑞。
　　我们就这样呆了许久，面前散布着敞开的书页。我滔滔不绝的赞美他的自负自怜似乎弄得我们精疲力竭，以至于我们不得不稍事休息。渐渐地，我们都感到了有些尴尬。
　　“那侏儒跑哪儿去了?”他又问了一遍。
　　我确信狡猾的侏儒正躲在某个暗处观察我们。我转动肩膀，装出左顾盼地寻找他样子，但眼仍牢牢地盯着奥斯曼大师的眼睛。他是真的瞎了吗？或者只是努力想说服全世界，包括他自己，他真的瞎了？我曾听说设拉子有一些天分不足能力不够的年迈大师，老年后佯装失明，借以激起人们的尊敬，避免别人提及他们的失败
　　“我真想死在这里。”他说。
　　“我亲爱的大师，我伟大的阁下，”我奉承他，“当今的世风，重视的不是绘的内容，而是它能带来的金钱；推崇的不是前辈大师，而是模仿法兰克风格的画家。身处于这样的时代，您会有如此想法，我完全理解，更感到热泪盈眶。然而，您也有责任保护您的细密画师们不受敌人的迫害。请告诉我，透过‘侍女法’，您得出了什么论？那匹马是哪一位细密画家画的?”
　　“橄榄。”
　　他回答得如此轻描淡写，我甚至都没有感到惊讶。
　　他沉默了一会。
　　“但我也同样肯定，橄榄并没有谋杀你的姨父或不幸的高雅先生。”他平静地说，“我之所以相信那匹马是橄榄的作品，是因为他最服膺前辈大师，最熟知赫拉特的传统与风格，而且他的学家世可以溯源至撒马尔罕。我知道你不会问我：‘为什么在橄榄过去多年的画作中，我们都没有发现同样的裂鼻马?’我先前已经解释过，因为有时候种技巧——飞鸟的翅膀、树叶悬附在枝丫的模样——会被保存在记忆中，世代相传，从大师传给学徒。但艺术家不见得会在画中采用这个技巧，因为他将受到各种影响，像是某位脾气暴躁、态度严厉的大师，某间画坊的特殊品味，或是某位苏丹的个人喜好。因此，这匹马，是亲爱的橄榄年幼时直接师承波斯大师，并且从来不曾遗忘的形象。它之所以碰巧出现在姨父的书中，是安拉为我设下的一个残酷诡计难道我们模仿赫拉特前辈大师模仿得还不够吗？对土库曼的细密画家而言，一想到美丽的女子，就一定要有中国人的容貌特征；同样地，对我们而言，提起绘制精良的图画，我们不也只会想到赫拉特的经典杰作吗？我们全都是赫拉特忠心耿耿的仰慕者。所有伟大的艺术，都孕育自毕萨德影下赫拉特，而这样的赫拉特，则是根基于蒙古骑士与中国人。紧随赫拉特传奇大师脚步的橄榄，有什么理由要谋杀比他跟得更紧、甚至是盲目崇拜古典风格的高雅先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