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头扎进北方黑沉沉的夜色中，他知道这儿的夜有多么地可憎，但他必须完成他在这里令人兴奋的奇遇。
　　在她指给他的那家糕饼店里，他问了问能不能住宿，可没人愿理他，他的外表不讨人喜欢。小客栈里也只见到人们摇头，他们都不愿和他打交道。他用足了他那种牛津式风度指手指划脚：“您听着，您不可以让一位先生睡在灌木丛中，我能见见老板娘吗？”
　　他说服了老板娘，让他在餐厅的大长发沙上睡觉，那里壁炉的火烧得通红。他说好了10点钟回来，然后踩着污泥又踏上去新伦敦巷的路。
　　此时孩子已经上床。炉子上炖着一锅汤，皮纳格太太的面部表情已经缓和过来，她在桌上铺了一块白桌布。吉米一声不吭，他觉得，她似乎没注意他的存在，无疑她很忙，因为丈夫快回家了。吉米坐在沙发上等，他感到紧张极了，他只要一紧张，就什么事都敢对付了。
　　只听见9点钟的塞壬①们从矿上回来了。皮纳格太太把汤从火上端开，走进洗衣间。吉米闻到一股煮土豆的味儿，他静静地坐着，眼下他既不用说什么，也不用做什么，他戴上他的黑边眼镜，毫无表情地等待着，他的脸就象一个好疑的哲学家的面具，经历了无数时代，已经区分不出哪儿是生，哪儿是死。
　　这时一阵脚步声走近房子，一个男人一阵风似地扑进门来，金黄色的胡子在满是黑灰的脸上十分显眼，野蛮的蓝眼睛被煤尘遮得只看得见眼白。
　　“这位是菲斯先生，”埃米莉娅·皮纳格这样介绍了来访的客人。
　　吉米站起身来，向这男人伸出手，带着一点儿牛津腔问了一声好。
　　“我不能和您握手，我的手太脏了，”矿工说道，“您坐。”
　　“煤灰又不可耻，”吉米回答着又坐到沙发上，“它是干净的肮脏。”
　　“是这么说的。”皮纳格应道。
　　他是个中等身材的男人，瘦而结实。他妻子拧开炉子上的黄铜水龙头，接了一盆热水。皮纳格在一只有靠手的椅子上重重地坐下，弯腰脱掉那双沉重的灰色矿工靴，套上拖鞋，站了起来，拿着靴子走进洗衣间，他妻子端着一盆热水跟在他后面，片刻又转了回来，把一条粗毛巾搭在壁炉的铁架子上，吉米听得见那男人怎样在昏暗的洗手间里用肥皂擦身，谁都不说一句话，皮纳格太太在悉心准备她丈夫的晚餐。
　　过了一会儿，他走出来，上半身赤裸着，又折回去，蹲在壁炉边上烤火，他的头、脸、胸都是湿的，背上还是黑乎乎的，没有洗掉。他从炉架上拿过毛巾，粗鲁地猛擦脑袋和脸，他的太太抓过一块擦满肥皂的布，默默地替他擦洗背部。
　　她男人已经完全忘却了来访的客人，这样的清洗身体对煤矿工人来说犹如一种庄严的礼仪，此时此刻，一切似乎都不存在，皮纳格太太俯身站在蹲在壁炉边上的男人背后，眼中流露出阴沉、蔑视的表情，她一定是厌恶什么人或什么东西，但吉米还不足以聪明到能猜出那是什么人或什么东西。
　　对他来说这完全是一种新的体验：作为一个旁观者观看一场陌生的私人宗教仪式。这矿工拚命地擦胸部和腹部，好像他的身体是一台正在清洗的机器，而就在这同时，他的妻子却用另一条毛巾慢得出奇地帮他擦干背部。
　　擦完以后，她把毛巾拿出去。男人的身体干了，他还蹲着，手放在膝盖上，在火边恍恍惚惚地看着壁炉，这好像也是他的夜间宗教仪式之一，他的脸上有了血色，心不在焉地捻着金黄胡子，眼睛还盯着壁炉里面，炉火把他的上半身映得通红。
　　他约摸35岁光景，正值壮年，皮肤平整，浑身没有一块多余的肉，肌肉虽不能算特别发达，然而很灵活，充满活力，看上去就像一台休息待命的机器，他的眼睛是那种深深的冰蓝色。
　　他看看四周，还是没有想起坐在他沙发上的来客。女人从柜子里拿出一叠衣服，放到他伸过来的手中，很少见到这么细长、柔韧的胳膊能有一双如此粗糙、多茧、结实而干净的手。
　　他拿起内衣、衬衫、就着火略烤一下，然后把两件衣服往脑袋上一套，脑袋钻出来。衣服还没有完全拉好，他便懒洋洋地走进洗衣间，顺便从柜子里抽出他的睡裤。他妻子拿走毛巾，把晚饭摆上桌子：浇有褐色烧烤汁的洋葱烤饼，煮土豆和一杯茶。男人从洗衣间走出，衣服、法兰绒裤子穿得整整齐齐，头发笔直地往后梳着，他从桌边拉开木靠椅，重重地坐下吃饭。
　　这时他才将目光投向吉米，就像一个有点敌意的男人不经意地注视另一个男人。
　　“您对这儿不熟悉？”他说，他的口气有点太客套，甚至可以说太夸张了些。
　　“完全不熟悉。”吉米回答，一脸表情说不清楚是哭还是笑。
　　皮纳格在碟子里蘸了点芥末，仔细看看他的食品是否配胃口。
　　“您从远道来吗？”他问道，开始吃起来，他大嚼着，似乎又忘记了吉米的存在，他低头看着盘子，吃着，一边慢吞吞地大口大口地往嘴里塞，一边显然思索着什么事。
　　“从伦敦来。”吉米说。
　　“噢，伦敦。”皮纳格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声，眼皮也没抬。
　　女人又走了进来，默默地坐在灯下的摇椅中。
　　“是什么把你吸引到这儿来的？”皮纳格问道，搅了搅他的茶。
　　吉米挪了挪在沙发上的坐姿。“嗯，我是来看望皮纳格太太的。”
　　“那您和她认识？”男人说着，还是没看吉米，侧面对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