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我接到埃迪·兰舍的电话，他说他已经和他的代理人碰过头，代理人告诉他，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和杰夫·瓦更向他许诺额外再给他五万美元，以此挽留他继续从事这部影片的创作工作，他想听听我的意见。
　　我向埃迪表示无论他干什么我都没有意见，而我本人绝对不会再回去。埃迪想说服我，他说：“我会要求他们再出25000块美元留住你，否则我就不回去。”对于这一点他似乎满有把握。
　　我又一次想拉奥萨诺一把，但又一次否决了自己的想法。埃迪继续往下说：“我的代理人说，如果我拒绝回到影片的创作组，电影厂就得另请一些作家来创作，然后他们出于报复，将千方百计地使新作家获得我们已付出的心血。如果我们心甘情愿地牺牲自己辛辛苦苦创造的劳动成果，接下去的沉重损失将是作家协会合同中写明的权益和影片卖给电视台后的收入分成，另外还有影片的一些纯收入的提成，我们也许永远拿不到了。当然，这部影片能成为卖座电影的希望微乎其微，我们争夺利润的机会也很渺茫，可是，无论怎样，不退出来还是能够挣到一定数量的钱的。不过，墨林，如果你认为我们应该坚持到底来挽救我们的故事，那我就坚决不回去。”
　　“我根本不在乎提成这回事，”我说，“或是创作荣誉的问题。至于目前剧中的故事情节，已尽是些一钱不值的垃圾，再也不是我那部小说里面的内容。不过你尽管回去好了，我不会介意，我说的是真心话。”
　　“那好吧，”埃迪说，“我留在创作组也可以尽我所能来挽救你的权益。我如果到纽约时一定打电话给你，约你一起出去吃饭。”
　　“那太好了，希望你和杰夫·瓦更合作愉快。”我说。
　　“是啊，我真需要愉快的合作。”埃迪说。
　　当天剩下的时间我把自己的东西从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办公室搬了出来，还去为家人买了些礼物。我有意在那天下午回纽约，好避免和奥萨诺以及查理·布朗同机。我曾动过给詹娜丽打电话的念头，不过最终没有付诸行动。
　　一个月以后，杰夫·瓦更在纽约打电话给我，告诉我西蒙·贝福特认为费兰克·理查德应该在编剧组占有一席之位，与兰舍和我平起平坐。
　　“埃迪·兰舍还留在创作组吗？”我问他。
　　“还在。”他说。
　　“既然这样，那好吧。”我同意把费兰克·理查德也算做编剧的决定，并说：“祝你好运！”
　　“谢谢你，我们会把影片的进展情况及时通知你。相信我们将在电影的颁奖典礼上见面！”瓦更说完后就放下了电话。
　　我忍不住笑了，这些混蛋把该片糟蹋得一无可取，还恬不知耻地奢望获奖！埃迪·兰舍还留在影片创作组一事使我有一种被出卖的感觉，瓦更曾经说过埃迪·兰舍是天生的电影创作家，他的判断准确无误。其实兰舍同时还是一个天生的小说家，不过我知道他再也不可能写出一本小说了。
　　另外有一点不可思议，我为了剧本去据理力争，几乎和所有的人都闹了矛盾，虽然剧本越改越糟糕，实在无法看下去，虽然我已经拂袖而去，与剧组再不相干，但是我仍然对剧本感到心疼。我猜疑也许是在我心灵的深处依然希望自己能再到加利福尼亚去改编剧本，这样我就依然有机会见到詹娜丽。我们已经有好几个月没有见面，也没有交谈过。上一次我打电话给她，只是一般问候。我们随意聊了几分钟无关痛痒的闲话，末了她说：“你能打电话来，我很高兴。”然后她停下来等待我的回应。
　　我过了一会儿才说：“我也很高兴。”她一听完就哈哈大笑起来，还模仿我的语气鹦鹉学舌般地叫道：“我也很高兴，我也很高兴……”接着她又说：“哦，这没关系。”说完又开怀大笑起来。她最后的一句话是“当你过来时，打电话给我”。
　　我嘴巴答应打给她，心里却很明白自己再也不会打电话给她了。
　　瓦更来电话之后又过了一个月，我接到埃迪·兰舍打来的电话。他显得很气愤地说：“墨林，他们更改剧本是为了剥夺你的编剧资格！费兰克·理查德那家伙正在重新写对话，其实是仅仅在改写你的词句而已。他们把一些情节也更换掉的目的是为了造成与你原来所写的场景有区别的假象。我听说瓦更、贝福特和理查德这些王八羔子正密谋要把你的编剧资格和收入提成都搞掉。那些狗杂种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
　　“别担心，”我安慰他，“小说是我写的，最初的电影剧本也是我写的。我向作家协会查询过，至少他们无法搞掉我是编剧之一的资格，这样他们也就不可能剥夺我应有的提成部分了。”
　　“这一点我就不得而知了，”埃迪·兰舍说，“我只是提醒你要注意他们的所作所为，也希望你能够保护自己的利益。”
　　“谢谢！”我对他说，“你怎么样？你在影片工作中进展如何？”
　　他回答道：“那个该死的费兰克·理查德是个狗屁不通的文盲，至于瓦更和贝福特，我也弄不清他们哪个更丑恶。这部电影将是好莱坞有史以来最差劲的电影，可怜的莫勒马一定会在坟墓里气得发抖的。”
　　“啊，可怜的莫勒马！”我一提起他就感慨万分，“他生前总是不遗余力地向我赞美好莱坞有多么伟大，好莱坞的人是多么真诚，多么有艺术细胞。唉，我真希望他现在还活着！”
　　“说得对。”埃迪·兰舍说，“下次你到加利福尼亚来，一定要打电话给我，我们一起去吃饭。”
　　“我认为我再也不会去加利福尼亚了，”我说，“如果你到纽约来，给我打个电话。”
　　“好的，我一定打！”兰舍答应我。
　　一年后，那部电影终于出笼了。我保留了原着的名分，却被剥夺了编剧的称号，编剧成了埃迪·兰舍和西蒙·贝福特。我向作协要求仲裁，结果我输了，因为理查德和贝福特做足了手脚，把剧本改得面目全非，这样一来我就失去了提成的资格。对提成我一向认为无关紧要，可恨的是影片糟得离了谱，更糟的是在电影界人们都把这部电影的失败归罪于原着。看来从此以后我的小说在好莱坞再也没有销路了，这恰恰正是在这场费时耗力的折腾中唯一让我谢天谢地的事。
　　关于这部影片的评论文章不胜枚举，其中最苛刻的一篇出自于克拉勒·福特之手。她那杆尖酸刻薄的利笔把这部片子评得一无是处，甚至连克林诺的表演艺术也不放过，看来克林诺在克拉勒·福特身上下的功夫并不到家。郝林南在曲终人散之际还刺了我一剑：他在一家通讯社发表了一篇题为《墨林的小说在电影中失败了》的文章，害得我边看此文边慨叹不息地摇头。
　　第四十九章
　　那部失败的电影面市后不久，我和奥萨诺还有查理·布朗一起到卡内基大厅出席全国妇女解放大会。奥萨诺是这次大会中唯一的男性演讲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