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格·克林诺、郝林南和缪斯·瓦特伯都坐在长长的会议桌旁随意地聊天，稍远一些有一个满头白发的中年人，瓦更介绍说他就是影片的新导演，名叫西蒙·贝福特。我记得这个名字，20年前他导演了一部很好的战争片，紧接着他就和“三重文化”签了长期合同，成了为杰夫·瓦更炮制劣质影片的一员大将。
　　和他坐在一起的年轻人名叫费兰克·理查德。此人有一张狡猾的尖脸，身穿加州嬉皮士服装，看起来很刺眼。他正是詹娜丽描述过的那种在贝佛里山游来荡去，专门靠欺骗和拉皮条混日子的年轻漂亮的男子，她称他们这种人为“令人恶心的一群”。她这样说也许是为了让我振作起来，但我看少女们很难抗拒像费兰克·理查德这种人物的诱惑。他现在是西蒙·贝福特的制片经理。
　　缪斯·瓦特伯没有浪费时间来说废话，他的声音充满着权威，谈话马上切入正题。
　　“我不满意莫勒马留给我们的剧本，”他说，“方向全错了，它根本不是三重文化的影片风格。莫勒马是位天才，只有他活着，才能拍成这部电影，我们现在再也没有人能达到他的档次了。”
　　费兰克·理查德彬彬有礼地插了一句：“瓦特伯先生，我不知道您的话是否正确，其实您手下还是有一些出色的导演的。”他同时用敬仰的表情朝西蒙·贝福特微笑着。
　　瓦特伯冷冷地看了他一眼，理查德就再也不敢多嘴了。贝福特的睑微红了一阵子，眼睛望到别处去。
　　“我们对这部影片投入了很多，”瓦特伯继续说下去，“我们要确保我们的投资，但又不想影评家指着我们的鼻子骂我们糟蹋了莫勒马的作品，我们要利用他的名声来为这部电影服务。郝林南将向新闻界发布一条由我们全体在座者签署的声明，表示我们将按照莫勒马的遗愿把电影拍完。这将是莫勒马的电影，是电影界对他表示的最后敬意，也是他对电影业的最后贡献。”
　　当郝林南派发新闻稿让大家签名时，瓦特伯停顿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它的信头是红黑颜色印刷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厂名的信笺。
　　克林诺随口说道：“缪斯老朋友，我认为你最好提一下墨林和西蒙与我合作，尽快把新剧本搞出来。”
　　“好的，就这么定了。”瓦特伯说，“尤格，我再提醒你一句，千万别把出品人和导演工作搞糟了，这可是我说好了的。”
　　“那当然。”克林诺答道。
　　杰夫·瓦更微笑着，把身子靠在椅背上，说：“发布的新闻稿是我们正式的依据，但是，墨林，我应该告诉你，当莫勒马帮你搞剧本时，他已经病重了，所以剧本很糟糕，我们不得不把它改写，对此我已有一些主意了。要做的事情实在太多，现在我们首先得用莫勒马的名声来封住新闻界的口。杰克，你同意吗？”他问郝林南，郝林南点点头。
　　克林诺诚恳地对我说：“我希望你和我合作把这部影片拍成一部按莫勒马遗愿所拍成的那种巨片。”
　　“不，”我说，“我不能那样干！我和莫勒马一起搞的剧本创作，我认为这个剧本很好，所以我不同意剧本有任何改动，更不同意重新改写它。基于这一点，我也不会在什么新闻稿上签名。”
　　郝林南像个和事佬那样插进来说：“我们都知道你的感受，在这部影片的创作过程中你和莫勒马亲密无问。我很赞赏你刚才所说的话。我认为你说得好极了，在好莱坞这种忠诚坦率实在罕见，但是，你也应该记住影片的利润分成也有你的一份，拍好这部电影也有你的好处。如果你不是这部影片的朋友，如果你是这部影片的敌人，就等于你把自己的钱从口袋里掏出来扔掉。”
　　听他说完最后一句话后，我差点笑出声来，说：“我是这部电影的朋友，正因为这个原因我才不同意改写它，你们才是这部电影的敌人。”
　　克林诺立刻粗野地说：“去他妈的，让他滚！我们不需要他！”
　　我第一次正眼瞧了瞧克林诺，突然记起了奥萨诺对他的描绘。像往常一样，克林诺衣着光鲜，外套裁剪合体，衬衣美妙绝伦，脚上一双丝质的棕色鞋，完全是个美男子的模样。我想起了奥萨诺使用过的用来概括他的意大利字眼——富农。“富农”是一个富裕起来的农夫，小有名气，于是就想爬上贵族的台阶。他的举止得体，学了点风度，而且不断改进自己的谈吐，把自己打扮得像个天使，但是不论他的衣着如何华丽，不论他多么注意言行，也不论他擦拭多少次，他的鞋子上还是总有一点屎。
　　看着克林诺，我更觉得上面的这段概括是多么精辟。
　　瓦特伯对瓦更说：“把这件事办妥了。”然后就离开了会议室，他才不屑于和半吊子的作家扯皮呢，他来开会是为了给克林诺面子。
　　瓦更圆滑地说：“尤格，墨林是这个工程的重要人物，我敢肯定在他仔细考虑之后会加入我们的行列的。多兰，我们过几天再碰头，好吗？”
　　“那当然，”多兰说，“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我们站起身来准备离去之前，我把我那张新闻稿递给了克林诺，对他说：“你的鞋子有点脏，用这张纸把它擦去。”
　　我们离开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时，多兰叫我别担心，告诉我他会在一周内把事情办妥。他认为瓦特伯和瓦更不可能让我成为影片的敌人，他们会让步的，他也叫我别忘了影片的利润分成。
　　我告诉他我根本就不在乎分成的问题，只希望他现在把车开得快些送我回旅馆。我知道我的詹娜丽一定会在那里等我，此时此地的我似乎最想做的事就是再次见到她，抚摸她的身体，亲吻她，和她躺在一起，听她讲故事。
　　我很高兴有借口可以来洛杉矶一个星期左右，好和她在一起呆上六七天。说真的，我并不在乎那部电影，自从莫勒马逝世后，我心里就已经明白它将是三重文化电影制片厂的又一部廉价的差劲电影了。
　　多兰把车停在贝佛里山旅馆，我正准备下车，他把手放在我的手臂上，说：“等一会儿，我想和你谈件事。”
　　“好吧。”我有点不耐烦地说。
　　多兰说：“我很早就想告诉你，但我又觉得自己是在多管闲事。”
　　“天啊，你究竟想说些什么？我忙得很啊！”我真的不耐烦了。
　　多兰略显伤心地微笑着说：“我知道，詹娜丽在等你，对吗？我想对你说的事就是关于她的。”
　　“听着，”我对多兰说，“我很了解她，至于她以前干过些什么，她以前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在乎。”
　　多兰停顿了一会儿才说：“你认识那个和她住在一起的女郎，名叫艾丽斯的吗？”
　　“认识，是个很好的女子。”
　　“她是个同性恋。”多兰说。
　　我有种异样的预感，好像自己成了科里在赌博时倒算的纸牌似的。
　　“那又怎么样？”我问。
　　“詹娜丽也是。”多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