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起码还有一半是废品。”我说。
　　莫勒马说：“你一直在贬低制片人，其实他们才是成功地把电影拍出来的主心骨。他们得足足花两年的时间去亲吻100个各种各样的‘婴儿’：财务、演员、导演、剧作家等等小宝贝们，制片人得给他们擦屁股换尿布，把数以吨计的东西灌输到他们的大脑里去。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制片人往往有某种奇特的爱好，他们之中有很多人对技艺相信的程度远远超过对天才或者疯狂相信的程度，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上总有制片人获奖的场面。”
　　“那是利己主义，”我说，“不是对艺术的信念。”
　　“你和你的所谓艺术见鬼去吧！”莫勒马说，“可以肯定，所拍的电影中有百分之一的影片是优秀的已经很了不起了，但书本的情况又如何呢？”
　　“书本有不同的作用。”我开始处于守势，“电影只能表现事物的外部现象。”
　　莫勒马耸耸肩：“你真是个刺头。”
　　“电影不是艺术作品，”我坚持道，“它只不过是骗骗小孩的魔术而已。”我对电影的价值依然半信半疑。
　　莫勒马叹了口气说：“也许你说得对，它的各种表现形式都是魔术，而不是艺术。它是一种赝品，从而使人们忘记了死亡这回事。”
　　这句话说得不对，但我没有反驳。我知道莫勒马自从上次心脏病发作后身体一直不好，我不想说是由于他的健康问题而影响了他，其实即使是为了钱，能够理解应该如何生活这本身就是一种艺术。
　　他在这次辩论中没有说服我，不过打这以后，我对周围事物的偏见逐渐比以前少了。有一点他是对的，我对电影的确感到嫉妒——电影制作的工作轻松，而报酬却如此丰厚，获得的名声又是如此之大。我一想到将来又要回到自己单枪匹马写小说的世界就感到厌烦。我蔑视电影其实是表面现象，骨子里真正存在的是幼稚的嫉妒心理。电影的拍摄工作与我无缘，我既没有这方面的天分，也没有气质参加进去，因此我总是出于势利的而不是道义的心理，采用道貌岸然的方式去蔑视它。
　　以前我曾经阅读过许多有关好莱坞情况的书籍，我所说的好莱坞的真正含义是指电影业。我曾听到作家们，特别是奥萨诺回到东部以后咒骂电影制片厂是黑暗、专制和犯罪的场所，嘲讽制片人是世界上最下流的好管闲事之徒，攻击制片厂的首脑们是还未进化的、最残酷、最粗野的猿人，咒骂那里的人总是颠倒黑白，把黑手党描绘成大慈善家。就这样，他们离开好莱坞时脑海里留下的印象便成了我进入好莱坞时对它的想象。
　　我一直踌躇满志地认为自己可以在好莱坞里对一切都应付自如，当多兰带我去见莫勒马和郝林南的时候，我一眼就能看出他们是属于何种类型的人物。郝林南容易辨认，莫勒马则比我估计的要复杂得多，而多兰本身就是一幅漫画。说句老实话，我喜欢莫勒马和多兰，一见到郝林南就觉得他讨厌。他叫我和克林诺合影时，我差点就啐他见鬼去，所以到了约定的时间克林诺还不露面，我就掉头一走了之。我从来就讨厌等候任何人，何况既然我不计较别人迟到，别人凭什么反而计较我不等候他？
　　好莱坞吸引人的地方就在于它有不同类型的蜘蛛：做了输精管切除手术的年轻人携带着胶卷、剧本和可卡因住进单间公寓，希望能拍摄电影，同时寻找有天赋的少女以及同龄人一起练习朗读和依靠淫乱度日。在电影厂一带有办公室和秘书，那些备有十万美元发展资金的诚实的制片人请代理人或招聘演员的机构给他们把人送过来。这些制片人手头至少有一部签约影片，通常是一部制作费用低廉的影片，完成后只能在飞机上和汽车电影院里放映，但是这些制片人会花钱买通一家加利福尼亚周刊来美言几句，称赞他们的影片是当年的十佳影片之一，或是宣称该影片打破了《飘》在乌干达所创下的票房纪录，事实上《飘》这部影片从来就没有在乌干达放映过。这些制片人的办公桌上往往摆着印有“爱”字的大明星的签名照片。他们白天对那些美丽的、有上进心的、对工作极为认真的女演员面试，她们根本就不知道这种测试对制片人来说只不过是打发一个下午的消遣方法，说不定他们还能占上一点便宜，能增加他们吃晚餐的胃口。如果他们特别看中某女星，就会带她到电影厂的餐厅吃午饭，并把她介绍给路过的重要人物。这些重要人物在少不更事时期基本上也经历过这种阶段，所以如果你不极力推荐的话，一般都会无动于衷。他们对这种小儿科的事早就不感兴趣了，也无暇顾及，除非这个少女很特别，才可能有试镜的机会。
　　少男少女们也知道这是一种游戏，知道部分的游戏早已内定人选，但他们又相信一个人可能会遇到幸运之神，所以他们通过制片人、导演、明星去碰运气。如果他们确实知道内情，同时又有些头脑的话，都绝对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作家的身上，我现在终于体会到奥萨诺的感受了。
　　金钱欲望、豪华套间、阿谀奉承和令人兴奋的厂部会议气氛，还有独特的拍摄一部大电影的自豪感等等，对此我从来不会上当。每当我实在感到情欲难熬，就飞到拉斯维加斯通过赌博来冷却，科里总是企图塞一个美女到我的房间里，但我一概拒绝接纳。现在我自命不凡，虽然也受到诱惑，但在赌与色之间选择了前者，对后者总是存有负罪感。
　　我在好莱坞呆了两周，业余时间都在打网球、和多兰及莫勒马上馆子吃饭、参加派对中度过。各种派对都很有趣。有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一位昨日明星，她曾是我少年岁月里诱发手淫的梦中情人。如今她一定有50岁了，经过整容和各种化妆品的修饰，看起来风韵犹存，只是身材稍为胖了些，由于酗酒，脸也略显臃肿。那天她喝醉了，企图和参加派对的每一个男女客人调情，却苦于无人响应。想想她当年曾经是美国数以百万计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梦寐以求的姑娘，不能不感到这里面的反差太滑稽，同时也使人有一种莫名的沮丧。派对本身倒还不错，你可以见到男女演员们那熟悉的面孔，各类经纪人充满信心的微笑，风度翩翩的制片人和强有力的导演等，可以说，在派对里他们比在其他场合更吸引人，更有趣得多。
　　我喜欢好莱坞温和的气候，喜欢贝佛里山街道两旁的棕榈树，喜欢在电影院林立的西郊闲荡——在这里可以见到攻读电影专业的大学生，他们当中漂亮的少女还真不少。我还弄不明白为什么1930年的小说会“全部售罄”，那是因为人们只消在电影城里过着舒心的日子干上一周，就能够得到作家们花五年才能写完的一本小说的收入，有能耐的人何苦把精力花在爬格子上？
　　白天我在办公室上班，和莫勒马讨论剧本，在电影厂的餐厅吃饭，然后逛到某个摄影棚观看拍摄中的一部电影。在那里，男女演员的紧张的工作精神深深地吸引了我，有一次还真让我肃然起敬。那是一对恋人表演一出男女造爱时小伙子杀害了女友的戏，戏拍完了以后，他们两人还在那里抱头痛哭，仿佛这是他们生活中的真正悲剧似的，最后他们相拥着离开了摄影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