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离家后开车经过我儿子的学校，学校里有个巨大的水泥地篮球场，四周用高高的金属网围起来。我开车经过时，远远看见毕业典礼正在露天的大球场里进行，于是把车泊好，站在篱笆外面，紧挨着金属网往里望。
　　只见一大群13—14岁的男女孩子排着整齐的队伍，一个个穿戴整洁，头发梳理得漂漂亮亮，脸也洗得干干净净，正带着兴奋和稚气的自豪参加毕业典礼，准备步入人生的成熟旅程。
　　已经为孩子们的父母搭好了看台，还为显要人物搭起了一个很大的木制讲坛，上面坐着校长和该区的一名政客，以及一位头发灰白的戴着蓝色外国帽子、身穿20年代军服的退伍老兵。一面美国国旗在讲坛上飘扬。我听见校长说由于时间不够，不能一一颁发毕业证书了，只能在宣读到某一个班的时候，该班的全体同学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来宾。
　　我就这样观察了他们几分钟。每当宣读一个班级之后，一排男女孩子就转过身来面对看台上的父母亲和其他亲人，接受他们的鼓掌。孩子们的脸上充满了自豪、幸福和期待的神情，他们是今天的主角，受到贵宾们的赞扬和长辈们的欢呼，只是他们当中的一些可怜虫至今还不识字，没有一个人准备好面对世界，也没有谁能预见到未来的烦恼。我庆幸看不见儿子的脸，接着就赶快回到车上，驶往纽约去见大陪审团。
　　我在联邦法院大楼附近的停车场寄存了车，走进地上铺着大理石的大厅，然后乘电梯上到大陪审团所在的厅。步出电梯后，我吃惊地发现长凳上挤满了在我们单位应征入伍的年轻人，起码有100人。他们有的人朝我点头，还有少数人和我握手，开些有关这件事的玩笑。我看见弗兰克·埃尔克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一扇巨大的窗口附近，于是走过去和他握手，他显得很镇静，不过脸绷得紧紧的。
　　“这一切够让人心烦的，对吗？”我们握手时他这么说。
　　“可不是！”我说。大厅里除了弗兰克没有谁穿军服，他还戴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所获得的所有的战斗勋章和上士臂章以及长期服役的标志，看上去就像个干劲十足的职业士兵。我知道他想搏一搏，希望陪审团会拒绝给一名爱国的重新入伍保卫国家的老战士定罪。我希望他这一招能够灵验。
　　“上帝啊，”弗兰克说，“他们从李要塞空运了大约200人来这里，全是些废物！这次就是因为有些不争气的人吞不下被重新征召入伍这口怨气。”
　　联邦调查局的做法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时也令我无比惊诧：看起来我们只不过干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只不过是弄些小玩意来赚些零花钱而已，严格说来还算不上欺骗，充其量也仅仅是一个互助互利的、对谁也不会造成伤害的、兼顾双方利益的行为而已。当然，我们是违反了一些法律，但我们并没有真正干过什么坏事，而政府却要花数以千计的美元来企图把我们投入监狱！这似乎不公平——我们既没有杀害什么人，也没有抢劫银行，既没有贪污公款，也没有伪造支票，更没有犯下窝赃、强奸、给俄国人当间谍等滔天大罪，他们干什么要如此兴师动众？由于某种原因，我突然情绪高涨，忍不住笑出声来。
　　“你还在笑什么？”弗兰克惊奇地问，“事情可严重呢！”
　　我们周围都是人，有些近在咫尺。我眉开眼笑地对他说：“我们究竟担心些什么？我们是清白无辜的，我们都知道这些指控全是些无稽之谈！操他娘的！”
　　他听后也哈哈大笑，接过我的话头说：“说得对！操他娘的！只是不管怎么说，我都恨不得宰他几个兔崽子才解恨！”
　　“别开这样的玩笑，我知道你是个有口无心的炮筒子。”我给他使了个眼色——这个厅也许安装了窃听器。
　　“说得不错，”弗兰克不情愿地说，“你以为这些人会因为给祖国服兵役而感到自豪吗？我已经历了一次战争的考验，这次重新入伍我都毫无怨言，可他们……”
　　过了一会儿，我们听见从两扇标有黑白标志的，上面写着“大陪审团”的大门那里传来法警喊弗兰克名宇的声音。就在弗兰克进去的同时，我看见保尔·汉姆希从里面走出来。我迎上去对他说：“喂，保尔！你的情况如何？”我向他伸出手去，和他握了握手。
　　他见到我时显得很不自然，但是他的眼神里没有犯罪的表情。“你爸好吗？”我问他。
　　“他很好。”保尔答道。经过一段短暂的犹豫后，他低声地说：“我知道我不该在你面前谈论我的证词，你也知道我不应该这么做，但是我爸爸要我告诉你，什么都不用担心。”
　　我听后大大地松了一口气——他是我唯一担心的人。科里说他会和汉姆希这家伙扯平，现在看来他真的做到了。我不知道科里是如何办到的，目前这一点已无关紧要。我看着保尔走向电梯。这时，另一个我曾经帮过的年轻人向我走来，他曾是一家戏院的见习导演，我分文不取就把他招进了预备役部队。他是真的很关心我，告诉我他和他的朋友们将为我作证，证明我从来没有索取或收受过他们的钱。我很感谢他，和他握手致意，还说了些笑话，并很自然地微笑着。我在扮演着一个兴高采烈的狡猾的受贿者的角色，尽量装出一副无罪的样子来。我吃惊地意识到我其实很欣赏正在发生的事情。我的许多顾客都在为我打抱不平，都说这是几个心胸狭窄的人惹出来的麻烦，说这样做是在耽误整个法庭。我甚至觉得连弗兰克也不会被判刑。这时，我看见弗兰克从大陪审团的厅里走出来，他显得很倔强，但也不气愤。看得出来他并没有屈服，准备斗到底。当我从两扇大门步入大陪审团大厅时，随即把脸上的微笑一扫而光。
　　大陪审团根本不像电影描写的那样，有许多人似乎是坐在一排排的折叠椅上，而不是坐在包厢或其他形式的地方。地区律师站在桌旁，桌上放着几捆供他查阅的文件。有几位速记员坐在一张小桌后面，桌上放着一部打字机。指定我坐的那张椅子是放在高出地板的平台上的，以便陪审团的人能清楚地看到我。我的自我感觉是仿佛成了在赌场纸牌档上的云梯警卫员。
　　地区律师是个穿着守旧的黑西装、白衬衫，打着天蓝色领带的年轻人，他的黑发浓密，肤色白皙。我当时不知道他的名字，今后也永远不会知道。他用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声音向我提问，这纯粹是为了表明他是在做例行公事，把信息记录下来，不想造成给陪审团留下什么印象的后果。
　　他就站在桌旁，连向我发问时也没有走近我。他首先问清我的姓名及职务，接着再问：
　　“墨林先生，你曾否以任何理由向任何人索取过钱财？”
　　“没有！”我回答他。我在回答问题时，始终正视着他以及陪审团成员的眼睛，脸上保持着严肃的表情。尽管由于某种原因我很想发笑，何况此时的我完全处于亢奋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