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程车突然在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转角上停下，格雷完全按照达比的要求行事，立即付掉车费，拿起提包，跳下车去。他身后有一辆汽车响起喇叭，吓飞了一群鸽子，他只觉得回到了纽约真是太好了。
　　时近下午5时，第五大道行人如织，他估计这正是她所要求的。她规定得很具体。乘坐这班飞机从全国机场到拉瓜迪亚机场。坐上一辆计程车到世界贸易中心的美景饭店。到酒吧去，喝上一杯，或者两杯，注意你的身后，一小时后再坐一辆计程车到第五大道和第五十二街的转角。动作要迅速，戴太阳眼镜，注意周围的一切，因为如果有人跟踪的话，那就可以要他们送命。
　　她要他把这一切都用笔写下来。这好像有点傻，多此一举，但是她说话的口气容不得争辩。说实话，他也不想争辩。她说她侥幸活了下来，岂可再拿性命去碰运气。还说如果他想跟她谈话，就必须完全按照她所说的去做。
　　他拼命穿过人群，使劲加快步子，沿着第五大道走到五十九街，走到世贸大厦，踏上石阶，穿过大厅，出门走上中央公园南街。没有人能跟得上他，既然她是如此小心，也不会有人跟得上她。
　　中央公园南街的人行道上挤满了行人，当他走近第六大道，走得更快了。他也好像是绷紧了的弦，不管他多么尽力克制自己，但是，为了就要和她见面，他还是激动非凡。在电话里面她显得冷静而有条有理，但她带有一丝恐惧和不安。她说她只不过是个法科学生，她不知道她在干什么，恐怕再过一星期她就要死了，但是事到临头，她也只能如此对付。她说随时随地都要设想有人在跟踪你。她在狼狗的追逐下居然存活了七天，所以请他照她说的做。
　　她说过走到第六大道转角便门进圣莫里茨旅馆，他便进去了。她已经用沃伦·克拉克的名字给他定下了一个房间。他用现钞付清了房钱，乘上电梯直到九楼。他得等着。坐在房里等着，她说的。
　　他在窗前坐了一个小时，中央公园暮色苍茫，电话响了。
　　“克拉克先生吗？”一个女人的声音问道。
　　“对，是的。”
　　“你是一个人来的吗？”
　　“是的。你在哪儿？”
　　“比你高六层楼。乘电梯上十八楼，然后下来到十五楼。1520号房间。”
　　“好的。现在？”
　　“对了。我等着。”
　　他又刷了一次牙，理了一下头发，十分钟后便站在1520号的门口。他觉得像是二年级的高中生头一次约会。自从中学里的足球比赛以来他还从来没有像这样紧张得唇干舌燥。
　　但是如今他是《华盛顿邮报》的格雷·格兰瑟姆，这不过是写一篇报道，她也不过是一个女人，所以你就收住你的心猿意马吧，老兄。
　　他敲响门，等着。“谁？”
　　“格兰瑟姆，”他对着门扉说了一声。
　　她慢慢把门拉开。她的长头发不见了，但是她的脸上含笑，活脱是个封面女郎。她沉着有力地握了他的手。“进来。”
　　他进了房间，她便把门关上闩好。“你想喝一点吗？”她问道。
　　“好啊，你有什么喝的？”
　　“水，加冰块儿。”
　　她走进一间小起居室，里面的电视开着，然而没有声音。“里面来，”她说道。他把手提包放在茶几上，便在沙发上坐下。她站在酒柜旁边，他的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她的牛仔裤美极了。她没穿鞋子，只穿了件特大号的运动衫，领子歪向一侧，露出一截胸罩的肩带。
　　她把水递给他，在靠门的椅子上坐下。
　　“谢谢。”他说道。
　　“你吃过饭了吗？”她问。
　　“你没关照我吃饭。”
　　这句话把她逗笑了。“原谅我。我碰到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把饭菜叫到房间里来吃。”
　　他含笑向她点头。“很好。随便你要什么东西我都欢喜吃。”
　　“我喜欢吃一个肥肥的奶酪汉堡包，带炸薯条和冷啤酒。”
　　“好东西。”
　　她拿起电话，点了要吃的东西。格兰瑟姆走到窗口，观看第五大道上蜿蜒爬动的车灯。
　　“我24岁。你多大年纪？”她现在已经坐在沙发上，喝着冰水。
　　他在一张最靠近她的椅子上坐下。“38。结过一次婚。七年零三个月前离婚。没有孩子。一个人住，带一只猫。你为什么选中圣莫里茨旅馆。”
　　“这儿有房间，我还说服他们必须让我付现金，不可以看我的身份证明。你欢喜这家旅馆吗？”
　　“很好。不过已经不是它的全盛时代了。”
　　她仔细打量他一番。他六年前出过一本关于住房和城市发展部的丑闻的书，此书虽不畅销，她倒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公共图书馆里见到过一本。他比护封上的照片老了六岁，岁月流逝，给他的耳际留下了一道浅灰色，颇显风致。
　　“我不知道你要待多久，”她说。“我的计划每分钟都可以改变。我也许会在街上看见一张脸孔，马上就要飞到新西兰去。”
　　“你是什么时候离开新奥尔良的？”
　　“星期一晚上。我雇了一辆车子到巴吞鲁日，那一段路是容易受到跟踪的。我飞到芝加哥，在那里买了四张票子，可以飞往四个不同的城市，包括博伊西在内，我母亲住在那儿。我在最后一分钟跳上了到拉瓜迪亚的客机。我想没有人跟上我。”
　　“你现在安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