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声停了。好，是错号。她走到浴室，它又响了。她数着。响了第十四次后，她拿起听筒。“喂。”
　　“达比，我是加文·维尔希克。你没事吗？”
　　她在床沿坐下。“你怎么知道电话号码的？”
　　“我们有办法。听我说，你——”
　　“等一下，加文，等一下。让我想想。信用卡，对吗？”
　　“对啦。信用卡，纸上的线索。联邦调查局的人，达比，是有办法的。这不是大难事。”
　　“那么他们也办得到。”
　　“我想是的。住小旅馆付现钞才行。”
　　她的心头一沉，翻倒在床上。这么回事。不困难。纸上的线索。她可能被他们根据纸上的线索杀掉。
　　“达比，你还在听电话吗？”
　　“是的。”她看看门上链条是不是插上。“是的，我在听。”
　　“你安全吗？”
　　“我想是的。”
　　“我们知道一些情况。明天三点钟在校园开追悼会，接着在市内进行葬礼。我和他的兄弟谈过，他们家人要我参加抬灵柩。今天晚上我就到那里。我想我们应该会面。”
　　“为什么我们应该会面？”
　　“你必须相信我，达比。你的性命危在旦夕，你必须听我的话。”
　　“你们一伙人想干什么？”
　　停顿一下。“你是什么意思？”
　　“沃伊尔斯局长怎么说？”
　　“我还没有跟他谈话。”
　　“这是怎么回事，加文？”
　　“我们眼前还没有采取行动。”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加文？说给我听听。”
　　“因此我们需要会面。我不想在电话里谈这个。”
　　“我们在电话里交谈非常方便，你现在能够做的就是这个。我们就这么着吧，加文。”
　　“你为什么不信任我？”他觉得很委屈。
　　“我要挂掉电话了，好吧。我不欢喜那样。如果你们一伙人知道我在哪儿，那么说不定走廊里也有人在等我。”
　　“别胡说，达比。你该用脑子想一想。我知道你的房间号码已经一个小时，除了给你电话什么也没干。我们是在你的一边，我发誓。”
　　她考虑了一下。有道理。但是他们这么容易就找到她了。“我在听着。你还没有跟局长谈，联邦调查局又不采取行动，这都为了什么？”
　　“我不很清楚。他昨天决定不要查究鹈鹕案卷。还发出指示把它搁在一边。我能够告诉你的就是这些。”
　　“实在不多。他知道托马斯吗？他知道我本来是要跟托马斯一起死的吗？他知道因为我写了这个摘要，托马斯把它给了你这个法学院的老同学，48小时之后他们就要杀死我们两个人吗？天知道他们是什么鬼东西。他知道这一切吗？加文？”
　　“我想不会。”
　　“你的意思是他不知道，是不是？”
　　“是的。不知道。”
　　“那么，听我说。你是不是认为托马斯被杀害是由于这个摘要？”
　　“也许吧。”
　　“那就等于说是的，不是吗？”
　　“是的。”
　　“谢谢。如果托马斯因为案情摘要而被杀害，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他。如果我们知道是谁杀了托马斯，那么，我们就知道是谁杀了罗森堡和詹森。对吗？”
　　维尔希克说不出话。
　　“就说个是吧，活见鬼！”达比大喝一声。
　　“我还得说也许。”
　　“好啊。一个律师说出‘也许’，意思就和‘是’一样。我知道你能说的也就是这句话了。这个‘也许’可是非常强有力的，然而你却告诉我说联邦调查局对我们的小小的嫌疑犯不予追究。”
　　“定下心来，达比。让我们今晚会面来谈这个问题，我可以救你的命。”
　　她把话筒小心地放在枕头下面，走出洗澡间，她刷了牙齿，也刷了刷剪剩的头发，然后把盥洗用品和洗换衣服装进一个新帆布包。她穿上风雪大衣，戴上帽子和太阳镜，轻轻把门关好。走廊上没人。她走上两层楼梯到十七楼，乘电梯到十楼，再装着没事一样走下十层楼梯，来到大厅。楼梯的门离开厕所不远，她立即进了女厕所。大厅里似乎没有人。她走进一间便座，锁上门，等了一阵。
　　星期五早晨，在法国区。空气凉爽清洁，没有食物和邪恶的残余气味。上午8点钟——没到人们上街的时间。她步行了几个街区，使她的头脑清醒起来，计划一天的行动。杜梅因街上，靠近杰克逊广场，她找到一家从前见到过的咖啡馆。店里几乎没有顾客，最里边有一只付费电话。她给自己倒了一杯浓咖啡，放在靠近电话的一张桌上。她可以在这儿说话。
　　维尔希克不到一分钟就接到电话。“我在听呐，”他说。
　　“你今晚待在哪儿？”她问道，注意着门口。
　　“希尔顿，在河边。”
　　“我知道它在哪里。今晚深夜或明天一早我给你电话。别再追查我的下落。我现在用现钞，不用信用卡了。”
　　“真聪明，达比。要经常迁移。”
　　“你到这儿的时候我也许已经死了。”
　　“不会的。你们那边能买到《华盛顿邮报》吗？”
　　“也许买得到。为什么？”
　　“快买一份。今天早晨的，有好消息，关于罗森堡和詹森以及谁干的。”
　　“我等不及了，我会再给你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