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个想法，上电视。”科尔又在慢步走动了，一副由我作主的神气。“我们要把整个事件造成的冲奇波充分加以利用。你应该显得十分疲倦，仿佛你通宵未睡在处理事务。对不对？全国都会收看，等着你宣布详情使大家安心。我觉得你应该穿得暖和舒适，早上7点钟，穿上衣和打领带会使人觉得那是排练好的。我们应该随便一点。”
　　总统留神谛听。“穿件浴袍？”
　　“那倒不是。穿件羊毛衫和一条宽松裤怎么样？不要领带。白衬衫，领尖扣住的。像个老祖父的形象。”
　　“你要我在这个危机时刻穿一件羊毛衫向全国讲话？”
　　“不错。我认为这样好。穿件棕色毛衣和白衬衫。”
　　“我可不知道。”
　　“这个形象好。你瞧，总统，到下个月离开选举就是一年。这是我们难得遇到的一次危机，真是天赐的危机。人民需要看到你穿得有所不同，特别是在清晨7点钟。你必须显出一副无拘无束的家常风度，但是仍然执掌国家大政。这可以为你的支持率赚得五个百分点，也许十个百分点。相信我，总统。”
　　“我不喜欢羊毛衫。”
　　“你就相信我吧。”
　　“我不知道。”
　　天色还未大亮，达比·肖清晨醒来，醉意似乎没有消尽。在法学院度过15个月之后，她的脑子停下来休息绝对不超过六个小时。她常常在破晓之前起床，因此她无法跟卡拉汉睡得安稳。性爱的欢乐是不在话下的，睡觉则经常是拿枕头和被单拉来抢去的拔河战。
　　她两眼望着天花板，不时听见他在威士忌酒招致的昏迷中发出鼾声，被单像绳子一样卷在他的膝盖上。她，身上毫无遮盖，不过她倒不觉得冷。10月的新奥尔良天气仍然闷热。混浊的空气从下面多芬街上升，越过卧室外边的小阳台，从开着的落地长窗进来。初露的晨曦也跟随它一同进入室内。她站在门里边，披了件毛巾布的长袍。太阳正在升起，但是多芬街还是黑漆漆的。她觉得口干。
　　在楼下厨房里，达比煮了一壶浓浓的法国市场牌咖啡。微波炉上发出蓝色亮光的数字告诉她现在是6点缺10分。像她这么一个酒量不大的人，跟卡拉汉共同生活就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斗争。她的最大酒量是三玻璃杯酒。她没有律师执照，也没有职业，每晚喝酒是负担不起的。她的体重是120磅，她下决心不让它高上去。
　　她灌下三杯冰水，然后倒满一杯咖啡。她开亮了电灯，走上楼梯，轻轻回到床上。她按动遥控器，开了电视，突然看见总统坐在办公桌后面，穿一件棕色羊毛衫，没系领带，看起来有点奇怪。这是全国广播公司的特别新闻报道。
　　“托马斯！”她拍拍他的肩头。没有动静。“托马斯！醒醒！”她摁了一个按钮，音量大吼。总统说了声早安。
　　“托马斯！”她头朝着电视。卡拉汉脚踢被单，坐了起来，擦擦眼睛，使头脑清醒过来。她递给他咖啡。
　　总统有不幸的消息。他的眼睛疲惫，神情悲伤，但是丰满的男中音中显出了信心。他有讲稿，但并没有使用。他专注地看着镜头，向美国人民说明了昨天晚上发生的震撼人心的事件。
　　“天哪，”卡拉汉嘀咕。总统宣布了亚伯拉罕·罗森堡的死讯，并立即发表了辞藻华丽的悼词。泰山北斗，硕果仅存，他如此称颂他，总统用词有点牵强，但用真挚的感情去颂扬一位在美国最受人憎恨的人物的非凡的经历。
　　卡拉汉看着电视，目瞪口呆。达比张大眼睛，看得出神。“真叫人难受，”她说。她坐在床头，好像冻僵在那里一样。总统是根据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的意见讲话，卡拉汉指出，它们两家都认为二人的遇害是有联系。总统已经下令立即彻底查究，惩治凶犯。
　　卡拉汉坐得笔直，被单盖在身上。他眨眨眼睛，用手指梳理了一头乱发。“罗森堡？遭暗杀？”他喃喃自语，两眼注视荧屏。他头脑里的迷雾立即廓清，头痛并没有消失，只是他已感觉不到。
　　“你瞧他的羊毛衫，”达比边说边喝咖啡，注视着总统化妆浓厚的橙黄面孔，光彩照人的银发敷贴得一丝不苟。他相貌不凡，嗓音悦耳动听，因此他能在政坛上飞黄腾达。他额头的皱纹攒成一堆，说到了他的亲密友人格伦·詹森大法官，他就更加显得悲戚了。
　　“蒙特罗斯戏院，半夜时候，”卡拉汉学着他说。
　　“它在哪儿？”她问道。卡拉汉在乔治城读完法学院。
　　“说不准。不过我想它是同性恋常去的地方。”
　　“他是同性恋吗？”
　　“我听到过传说。没问题。”两个人都坐在床头，腿上盖着被单。总统宣布命令，全国哀悼一周，降半旗。联邦政府机关明天一律停止办公。丧礼安排尚未就绪。他东拉西扯又说了几分钟，仍然是深感悲痛，甚至悲痛欲绝，很有人情味。讲话结束，照旧是一脸老祖父的笑容，那笑容表现出完全的信心、智慧和保证。
　　卡拉汉关掉了电视机，走到法国式落地窗口，清晨的空气显得深浓了。“没有嫌疑犯，”他咕哝道。
　　“我能想到的至少有20人，”达比说道。
　　“是啊，可是为什么他们二人同时遇害？罗森堡容易理解，那么詹森又是为了什么？岂不莫名其妙。”卡拉汉在近门的柳条椅上坐下，抓挠头发。
　　“我给你再来点咖啡，”达比说。
　　“不用，不用。我清醒了。”
　　“你的头痛呢？”
　　“只要我再睡上三个小时，就会好的。我想今天不去上课。心情不好，没法上课。”
　　“好极了。”
　　“见鬼。我没法相信。九个人中有七个人是共和党选拔的。”
　　“他们首先要得到参议院同意。”
　　“十年之后，宪法就会面目全非，我们再也认不得了，真不像话。”
　　“他们就是因此而被杀害的，托马斯。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需要有一个不同的最高法院，一个由保守派占绝对多数的最高法院，明年要大选。罗森堡是91岁，也许还不止。曼宁是84岁。扬特已经80出头。他们可能马上就死，也可能再活上十年。民主党的人也许会当选总统。干吗要碰运气？现在杀悼他们，离开大选还有一年。如果有谁作此想法，完全合情合理。”
　　“可是为什么杀死詹森？”
　　“他是个叫人难堪的角色。而且，显而易见，他是个容易下手的目标。”
　　“是的，他基本上是个温和派，偶尔会有左倾的冲动。而且，他还是共和党总统提名的。”
　　“你要一杯红玛丽酒吗？”
　　“好主意。等一分钟。我正在捉摸。”
　　达比斜倚在床上，喝着咖啡，眼看着阳光透进了阳台。“你想吧，托马斯。时机选得十分美妙。当选连任，两个大法官的提名，党派政治，等等。但是再想一想当前的暴力和激进派、狂热分子、保护生命派和反同性恋分子，雅利安派和纳粹分子、想一想所有这些会动手杀人的派别，所有这些向最高法院发出的威胁，而某一个无人知晓、毫不惹眼的集团要把他们一下干掉，难道这不正是绝好时机。这件事确实可怕，但是时机的选择确是高明。”
　　“那么这个集团是谁？”
　　“谁知道呢。”
　　“地下军？”
　　“他们不见得是不惹眼的。他们已杀害了德克萨斯州的费尔南德斯法官。”
　　“他们不是用炸弹吗？”
　　“是啊，是使用塑料炸弹的专家。”
　　“把他们揪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