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我们定在星期三见面，有法官参加。他会施加更多的压力。那帮律师和他们的委托人到时忙着数钱都来不及。”
　　“那你什么时候走？”
　　“可能是星期五，你想一起去吗？”
　　“我可付不起这笔路费。”
　　“可以由我的委托人来支付。你给于我精神方面的指导。钱不会成问题的。”
　　“这样做不太好。”
　　“去吧，菲尔。我会领你去潘特纳尔。你能见到我的朋友雅维和韦利。我们坐小船旅行。”
　　“你的小船旅行经历并不吸引人。”
　　“没有什么危险的，有许多游客去过潘特纳尔。那里是一个极好的生态保护区。真的，菲尔，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安排。”
　　“我没有护照，”他喝了口咖啡说，“再说这儿有许多事要做。”
　　内特要离开一个星期，他希望回来时地下室别有太多的变化。
　　“辛克莱太太这几天随时会归天，”菲尔轻声说道，“我不能离开。”
　　教堂等候辛克莱太太的死亡已经有一个月了。内特知道他是不会离开这个国家的。
　　“这么说你又要去见她了？”菲尔问。
　　“是的。”
　　“激动？”
　　“我不知道，我盼着见到她，但我不知道她是否想见我。她生活得很幸福，不想和这个世界有瓜葛。她对法律上的事很厌恶。”
　　“那为什么还要去找她？”
　　“因为不会有什么损失的。如果她再次拒绝那笔钱，我们将仍处在和现在一样的境遇。另一方会得到所有的遗产。”
　　“那将是灾祸。”
　　“是的。谁继承这笔钱都要比费伦的子女们来得强。他们有了钱会葬送掉自己的。”
　　“你不能对雷切尔做些解释？”
　　“我试过了。她没兴趣听。”
　　“那么说她是不可能回心转意了？”
　　“是的，不可能有改变。”
　　“去那儿是浪费时间喽？”
　　“恐怕是这样，但至少得试一下。”
　　除了兰博，费伦家族所有的继承人都坚持会议期间等在法院大楼内或附近的地方：每个人都带了手机，威克利夫办公室里的律师们也是如此。
　　当事人和他们的律师这几天一直寝食不安。
　　一夜之间暴富的机会一生中能有几次？这些继承人至少已有过两次，他们发誓说这次一定要学得聪明些，不会再有下次了。
　　他们有的在法院的过道里踱步，有的在大门口吸烟，也有的呆在开着暖气的汽车里。他们不时地看着手表，报纸拿起了又放下，相互撞见了便紧张地交谈几句。
　　内特和乔希坐在房间的一头。乔希穿的当然是一套昂贵的黑色西装；内特穿一件花格领的粗布衬衫，没有系领带，下面是牛仔裤和旅游鞋。
　　威克利夫先对费伦家族的律师说话，他告诉他们说，他不会不受理雷切尔·莱恩的答辩，至少目前不准备这么做。把她从讼案中除名会冒太大的风险。奥里列先生作为她的代理人干得很不错，因此诉讼仍按原计划进行。
　　会议的目的是做和解的努力，这是每一个法官在处理案子时都希望做的。劝说、促成讼案双方达成和解是他的职责。
　　也许未必需要什么劝说。
　　法官审议了所有的辩词和文件，还看了宣誓作证的全过程。
　　他扼要地总结了这些证据，然后认真地向哈克、布赖特、兰霍恩和扬西表明了他的看法：他们赢下了这场官司。
　　律师们一声不吭地听着，这都在他们的意料之中。钱就放在桌子上，他们急于得到它。随你怎么教训，他们心想，只是快点回到钱的议题上来。
　　但是，威克利夫又说，你永远不知道陪审团的态度。他的口气就像他每星期都在挑选陪审团似的。其实并不然，律师们也知道这一点。
　　他让乔希简要地叙述一遍星期一初次调解的情况。
　　“我想知道究竟谈到了什么程度。”他说。
　　乔希的发言很简短。底线已经明确了：继承人一方开价5000万，而遗产的惟一受益人雷切尔提出给每人2000万以取得庭外和解，但并不承认对方的诉讼。
　　“差距还相当大。”威克利夫认为。
　　内特对此很厌倦，但尽量不显示出来。这毕竟是一场重大的和解谈判，关系到世界上最大的一笔私人遗产。乔希责怪他衣着太随便，他却不在乎，他饶有兴趣地审视着对面那些律师的脸。
　　他们像一群坐立不安的兀鹫，在那里特赦他们的猎物。他们目光敏锐，动作利索。
　　如果他这会儿站起来，宣布说雷切尔不愿出一分钱来作庭外和解，然后怒冲冲地离开会议室，那情形一定很有趣。他们会呆坐在那里，然后像饿狗一样去追他。
　　等乔希说完，哈克代表所有的律师发言。他有笔头准备，对言辞也作了一番斟酌。他先惹人注目地承认，他们的诉讼并没有朝他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他们的当事人不是好的证人，新雇用的精神病医生也缺乏应有的资历和信誉。斯尼德根本靠不住。这一切他都承认了。他的诚实令人大为赞赏。
　　哈克没有在法律上多作纠缠。他谈到了他们的委托人——费伦的子女。他承认这些人并不令人同情。但如果透过表面，像律师那样了解他们的话，你就会意识到他们从未有过什么机会。孩提时他们富有、骄纵，由那些不断轮换的保姆领养着，丝毫没有得到父亲的关爱。他不是在亚洲购买工厂就是在办公室里和新雇的秘书鬼混。哈克并不是要贬低死者，但费伦先生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他们的母亲品行各异，但她们在特罗伊身边的日子也不好过。
　　费伦的子女不是在正常的家庭里长大的。他们不像大多数孩子那样得到过来自父母亲的教育。他们的父亲是个成功的企业家，他们渴望得到他的赏识，但从来没有得到过。他们的母亲则沉溺于俱乐部、官司和购物。他们的父亲认为，只要给予他们一笔钱，就算把他们领上了生活的道路。于是，每个人在21岁生日那天就得到500万美元。这份馈赠来得太迟又太早。金钱并不能弥补他们孩提时所需要的智慧、引导和关爱，同时它也证明了他们还不具备拥有这份财富的资格。
　　这份礼物是灾难性的，然而它也带给了他们成熟。随着岁月的流逝，费伦的子女们反省了他们的过错。他们为年轻时的幼稚行为感到尴尬。他们不敢去想像有朝一日醒来竟成了一个挥霍无度的浪荡子，就像雷克斯22岁经历的那样——离了婚，破了产，站在法官面前听候他对你不付孩子抚养费的发落。他们也不敢去想在牢里呆上11天的日子，让生活同样一团糟的兄弟姐妹哀求母亲去保释你。雷克斯说，他在铁窗里一直在想那些钱都到哪儿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