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想把它脱手，然后买一辆类似布雷兹那样的小车。”
　　驶出小镇后，33号公路就变窄了。他们沿着海湾在行驶。
　　电话铃响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床，但还没有睡着。离入睡还有一个小时：这会儿才10点，但他仍习惯于沃尔纳特山以及巴西的生活规律：登革热的后遗症也不时在影响他。
　　很难相信在过去的职业生活中自已经常是干到晚上九、十点钟，然后去一家酒吧吃喝到凌晨一点。他现在一回想起这种生活就觉得厌恶。
　　他很少有电话的，因此他一听见铃声就抓起了听筒。
　　“我找内特·奥里列，”
　　“我就是。”
　　“晚上好，先生。我叫内瓦·科利尔，我收到了你寄给巴西朋友的信。”
　　内特从床上跳了下来，被子抖落到地上：“是吗，你收到我的信了？”
　　“收到了。我今天上午看了，我会把雷切尔的那封信寄给她的。”
　　“太好了。她是怎么收取邮件的？”
　　“我在每年规定的时间把邮包寄往科伦巴。”
　　“谢谢。我会再给她写信的。”
　　“行，但请别在信封上写她的名字。”
　　内特突然想到休斯顿现在是晚上9点，她是从家里打来的。这显得有些不同寻常，对方的声音很偷快，但有些迟疑。
　　“出什么事了？”他问。
　　“不，只是这儿没人知道她是谁。只有我知道。现在你卷入后，这个世界上就有两个人知道她是谁、她在哪儿了。”
　　“她要我誓守这个秘密。”
　　“找到她不容易吧？”
　　“可以这么说。所以我并不担心别人会去找她。”
　　“可你是怎么打听到她的？”
　　“她父亲打听到了她。你知道特罗伊·费伦吗？”
　　“是的。我正从报纸上剪下新闻。”
　　“在他去世前，他追踪到了潘特纳尔。我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
　　“他有的是办法！”
　　“是的。当时，我们大体知道她在哪儿。我去了那里，雇了一个向导，迷了好几天的路才找到她。你跟她熟吗？”
　　“我不知道是否有人熟悉雷切尔，每年的8月她在科伦巴和我通一次电话。五年前她休过一次假，我和她吃了一顿午饭。可是我跟她并不熟。”
　　“最近你有她的消息吗？”
　　“没有。”
　　雷切尔两个星期之前在科伦巴，这是他确信无疑的，因为她去过医院。她跟他说过话，碰过他，随后和高烧一起消失了，可她居然没有给总部打电话？太奇怪了。
　　“她干得很好，”他说，“已经和那里的人建立了感情。”
　　“你为什么要找她？”
　　“反正有人得找到她，你知道她父亲的事吗？”
　　“我正在了解。”
　　“得有人去告诉她发生的一切，而且必须是律师。我当时正好是事务所里最闲的人。”
　　“现在你是她的律师？”
　　“你在关心这事，是吗？”
　　“她准备如何处理她父亲的遗产？”
　　内特揉揉眼睛，停顿了一下。电话那头的女士已经超越了提问的范围。内特怀疑她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我不想冒犯你，科利尔夫人，但我不能同你讨论雷切尔与我涉及到她父亲遗产的谈话内容。”
　　“当然。我并不想刺探什么消息。我只是不清楚世界部落传教团该怎么做。”
　　“什么也不需要做。你不必卷进去，除非雷切尔请你这么做。”
　　“我懂了。我会留意报纸的。”
　　“我相信事情的进展会有详尽的报道。”
　　“你提到她需要一些物品。”
　　内特告诉了她小女孩被蛇咬死的事，说那是因为雷切尔没有那种抗毒的血清。
　　“她无法在科伦巴买到足够的药品。我愿意寄给她一些需要的东西。”
　　“谢谢你！把钱款寄到世界部落传教团我这儿，我能保证让她得到这些物品。我们在世界各地有4000个雷切尔，我们的开支很紧张。”
　　“其他人也像雷切尔一样出色？”
　　“是的。他们都是由上帝选中的。”
　　他们答应保持联系。内特可以把所有的信件都寄到她那儿，然后由她海运到科伦巴。不管谁有雷切尔的音讯，就马上告诉对方。
　　回到床上，内特又回想了一遍电话的内容。让他感到惊奇的是电话里没有谈及的一些事：雷切尔刚从他那里知道父亲去世了，并留给了她一笔世界上最大的财产；然后她偷偷地来到科伦巴，原因是她从雷克那儿得知内特病了。但她随后便离去了，没有给世界部落传教团的任何人打过电话讨论这笔钱。
　　当他在河边离她而去时，他相信她对钱没有兴趣。现在，他对此更加深信不疑了。
　　作证的好戏是在2月17日开场的，地点在费尔法克斯法院内这间长长的房间里。这是一间证人室，威克利夫法官疏通关节后把它订了下来，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这间证人室就归他使用。至少有15个人要宣誓作证，但律师们无法在时间和地点上达成一致意见。威克利夫做了斡旋。宣誓作证将按部就班地进行，一个挨着一个，一个小时接一个小时，日复一日，直到全部结束。如此马拉松式的程序是不多见的，然而这笔标的如此之大的官司也是很少见的。律师们纷纷调整他们的日程表，表现出了惊人的应变能力。开庭被拖后，其他案子的宣誓作证被撂在了一边，一些重要的期限一再被推迟，案情摘要推给了其他的合伙人办理；他们的休假也推迟到了夏天。一些不太重要的案子都让助理们处理。什么事都没有费伦案来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