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点儿不错。董事会没有变化。每个人仍保留自己的职位：公司仍按原来一样运转。”
　　这话听上去不赖。可没人相信是真的。公司的所有权很快就会转手。特罗伊从来不主张在费伦集团内搞股份制。他付的工资很高，但不允许别人拥有公司的股份。只有少数几个他的亲信才持有公司3%的股票。
　　他们为新闻稿的措词扯了一个小时的嘴皮子，然后宣布休会一个月。
　　斯塔福德在一楼的大厅里见到了蒂普·德班，两人一起开车去了位于麦克莱恩的验尸官的办公室。尸体已经解剖。
　　死因十分明了。没有发现任何酒精和毒品。也没有肿瘤。没有癌症的迹象：特罗伊去世时身体状况良好。只是稍微有些营养不良。
　　当他们开波托马克河上的罗斯福大桥时，蒂普打破沉默。
　　“他告诉过你他脑子里长瘤了？”
　　“是的，告诉过好几次。”斯塔福德边开车边回答。他此刻根本没在意眼前的公路、桥梁、街道和汽车。特罗伊还会有多少令人吃惊的事情呢？
　　“他为什么要撒谎？”
　　“谁知道，你想分析一个刚刚跳楼自杀的人？脑瘤使得一切事情都紧迫起来。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以为他就要死了。他让精神病专家给他做鉴定的怪诞举止看来是很高明的一招：他设下陷阱让他们钻。现在，连他们的医生都肯定特罗伊的神智是清醒的。再说，他需要别人的同情。”
　　“可他脑子还是有些问题的、他毕竟是跳楼。”
　　“特罗伊在许多地方都叫人不可捉摸，但他的确很清楚他在干什么。”
　　“他干吗要跳楼？”
　　“忧郁。他是个非常孤独的老人。”
　　他们来到宪法大道，遇上了堵车。两人盯着前面的尾灯，努力在想像事情的来龙去脉。
　　“他似乎是在欺骗。”德班说，“他做出金钱上的允诺引诱他们上钩，他还满足了对方精神病专家的要求，却在最后时刻签了一份使他们一无所有的遗嘱。”
　　“是欺骗，但这是遗嘱，不是合同。遗嘱是馈赠。根据弗吉尼亚州的法律，他可以一个子儿都不留给他的子女。”
　　“但他们会反击的，是吗？”
　　“有可能。他们身边有许多律师。很多钱都是岌岌可危的。”
　　“他为什么这么恨他们？”
　　“他认为那些人都是吸血的蚂蟥。他们使他难堪，和他打斗。他们从来没有堂堂正正地挣过一个子儿，却花掉了他上百万美元的金钱。特罗伊从未打算留给他们什么，他们既然能挥霍掉几百万，那么几十亿也照样能挥霍掉。这一点他没有说错。”
　　“对家庭争斗他要负多少责任？”
　　“很多。待罗伊是个很不讨喜的人。他曾告诉过我，他是个坏父亲、坏丈夫。他很贪色，尤其对在他身边工作的女人更是不会放过。他认为他拥有她们。”
　　“我记得他有过一些性骚扰引发的赔偿金。”
　　“我们没有让事情张扬出去。当然花了大笔的钱。特罗伊不想叫自己难堪。”
　　“有没有可能他还有不为人知的继承人？”
　　“不太可能。但我也说不准。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还会有其他的继承人，而且我也无法理解他为什么把所有的遗产都留给她。特罗伊和我曾经花了好几个小时讨论这笔遗产的分配。”
　　“我们如何找到她？”
　　“不知道。我还没有考虑到她。”
　　当乔希回到斯塔福德律师事务所时，那里已经乱得一团糟。
　　按华盛顿的标准衡量，这只能算是一个小型的事务所——一共才60个律师。乔希是事务所的创建人和大股东。蒂普·德班和另外四个人也是股东，就是说，乔希有时也得听一听他们的意见，并和他们共享某些赢利。30年来，斯塔福德律师事务所一直是个不很规范的受理诉讼案的律师行，但乔希快60岁了，他不再经常上法庭了，而是更多地呆在自己那张凌乱不堪的办公桌旁。如果他雇用一些前参议员、说客以及系统分析员的话，他的事务所就可以有100个律师了，这是华盛顿特区的惯常配制。但乔希热衷于诉讼和法庭，他只雇用那些至少接手过10个案子的年轻律师。
　　一个诉讼律师的平均生涯为25年，第一次心脏病发作往往使他们放慢工作节奏，以推迟第二次发病的时间。乔希为处理费伦的那一大堆繁琐的法律事务——诸如证券买卖、职员雇用、企业合并以及其他的个人事务——差点没给折腾死！
　　助理律师等候在他那间大办公室的接待室里。他刚脱下外衣在办公桌后面坐定，两个秘书便把一大堆备忘录和电话留言递到他面前。
　　“哪个最紧要？”他问。
　　“我想是这个。”一个秘书说。
　　是哈克·格蒂斯的留言。在过去的个月里，乔希每个星期至少要和他通一次电话。他拨了相关的电话号码，很快接通了哈克。
　　稍稍寒暄了几句，哈克立即转上正题。
　　“听着，乔希，你可以想像，那一家子把我逼得够呛。”
　　“我知道。”
　　“他们想要看那份该死的遗嘱，乔希。至少他们想知道遗嘱的内。”
　　下面的话很关键，乔希得斟酌一番：“没这么快的，哈克！”
　　对方愣了愣，然后问：“为什么？有什么问题吗？”
　　“自杀使我感到不安。”
　　“什么？你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