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四年前。”
　　“你当时出的是什么价？”
　　“2O元一股，一共是3亿。”我想回答得更加慢条斯里一些，但就是把持不住。我看穿了泰森的用意，就等着他提下一个问题。
　　“现在值多少？”他问。
　　“昨天收盘时是43.5美元。我买下以后它配过两次股，所以我现在的投资约值8亿5000万。”
　　“8亿5000万美元？”
　　“完全正确。”
　　鉴定到此就基本结束了。如果我的智力还能理解昨天的收盘价，那我的对手肯定是会感到满意的。我能看见他们在傻笑，能听见他们在低声喝彩。好样的，特罗伊。见他们的鬼去。
　　扎代尔问及我的履历。这是为了测试我的记忆力。
　　“费伦先生，你出生在哪儿？”
　　“新泽西的蒙特克莱。”
　　“什么时候？”
　　“1918年5月12日。”
　　“你母亲婚前姓什么？”
　　“肖。”
　　“她什么时候死的？”
　　“珍珠港事件的前两天。”
　　“你父亲呢？”
　　“我父亲什么？”
　　“他什么时候死的？”
　　“我不知道。我很小的时候他就失踪了。”
　　扎代尔看了一眼弗劳尔，弗劳尔把问题都写在了笔记本上。
　　弗劳尔于是问道：“你最小的女儿是谁？”
　　“哪个家庭的？”
　　“嗯，第一个家庭的。”
　　“是玛丽·露丝。”
　　“没错——”
　　“当然不会有错。”
　　“她上了哪个大学？”
　　“图兰大学，在新奥尔良。”
　　“她学的是什么？”
　　“有关中世纪的东西。后来她嫁错了人，跟其他人一样。我想在这一点上他们都继承了我的天资。”我看见他们脸上的肌肉变得僵硬起来。我还能想见他们的律师、同居者或配偶此刻也一定在窃笑，因为谁也不能否认我娶错了太太这个事实。然而我的生育状况更是糟糕。
　　弗劳尔突然结束了这轮问话。泰森仍醉心在钱堆里，他问：“你在Moun上ainCom有控股权吗？”
　　“是的，我想它就在你的那堆文件里。这是个公开招股公司。”
　　“你最初投资多少？”
　　“大约18元一股，一共是1000万股。”
　　“现在它值——”
　　“昨天收盘时为21元。在过去的六年里各有一次配股，现在的股金值4亿美元，回答清楚了吗？”
　　“是的，很清楚了。你控有多少家公开招股公司？”
　　“五家。”
　　弗劳尔向扎代尔瞟了一眼。我不知道这样的提问还要进行多久，我突然感到疲倦了
　　“还有问题吗？”斯塔福德问。我们不想催促他们，我们要让他们感到满意。
　　扎代尔问：“你今天准备在新的遗嘱上签字吗？”
　　“是的，这是我想做的。”
　　“就是你面前的那份？”
　　“是的！”
　　“按照这份遗嘱，你的子女是否能得到你财产中可观的一部分呢？”
　　“是这样，”
　　“你现在准备好签字了吗？”
　　“准备好了！”
　　扎代尔小心翼翼地将钢笔放在桌子上，两手交叉，若有所思地看了看斯塔福德：“依我着，费伦先上日前完全具备立遗嘱分配遗产的能力。”他加重了语气说。
　　另外两人立刻附和进来：“我对他健全的智力毫无异议，”
　　弗劳尔对斯塔福德说：“他表现得异乎寻常地敏锐。”
　　“没有异议？”斯塔福德问。
　　“没有。”
　　“泰森医生？”
　　“我们没必要跟自己开玩笑，费伦先生清楚地知道他在干什么。他的脑子比我们的还灵。”
　　哦，谢谢。真是不敢当。你们这帮精神病医生一年拼命也只挣10万美元，而我一年能赚上亿。你们却拍着我的脑袋来评估我有多聪明。
　　“是一致的意见？”斯塔福德问。
　　“是的，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点头称是。
　　斯塔福德将遗嘱推到我面前，又递给我一支钢笔。我说：“这是特罗伊·费伦的最后遗嘱，以前所有的遗嘱和附件都不再生效。”遗嘱有92页长，是由斯塔福德和他事务所的人起草的。我只知道它的基本框架，但具体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文本我没看，也不想看。我翻到最后一页，潦草地签上了名字，然后双手搁在它的上面：这群兀鹫永远别想看到它。
　　“现在休会。”斯塔福德宣布说。人群纷纷退场。按我的吩咐，三个家庭的成员也被催着离开他们各自的房间，滚出这幢大厦！
　　一架摄像机的镜头仍对着我，它的图像只传送到档案室；律师和精神病医生匆匆地离去。我让斯尼德在桌旁坐下。留下的斯塔福德和他的搭档德班也坐在那儿。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四个。我从长袍间取出一封信封，把它打开了。从信封里拿出三张带横条的黄纸放在我前面的桌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