莉莲和她一家这会儿正在第13层的会议室，就在我下面：这是一个用大理石和红木装饰的大厅，地上铺着昂贵的地毯，中间放着一张椭圆形的会议桌。此刻，这间屋子里挤满了一群心神不定的人。可想而知的是，那里律师的人数要比家庭成员的还多。莉莲有她自己的律师，她的四个孩子也各带了一名律师，TJ则带了三名律师，一来显示他的举足轻重，二是要把握事态的发展。他在法律上的麻烦要比一个死囚犯还多。会议桌的一头放着一台大的数字显示屏，用来转播仪式的整个过程。
　　TJ的弟弟叫雷克斯，44岁，是我的第二个儿子，刚娶了一个脱衣舞娘。她名叫安布尔，是一个没有脑子、只有一个大假胸的可怜女人。我想她该是他的第三任妻子了。不管是第二任还是第三任，不关我的事。此刻，这个女人和这家子的其他配偶或同居者正在这里为110亿的财产分配而坐立不安。
　　莉莲的大女儿叫利比盖尔，她是我的第一个孩子。我一直很疼爱她，直到她离家上了大学并把我忘在了脑后。后来她嫁了一个非洲佬，我就把她的名字从我的遗嘱中划掉了。
　　玛丽·露丝是莉莲最后生的一个孩子。她嫁了一个医生，做医生的期望自己能因此成为大富翁，可他们现在却是债台高筑。
　　贾妮和她的一家等候在第10层的一个房间里。自从我们离异后，她有过两个丈夫。但我肯定，眼下她是一个人生活，我雇用的侦探随时向我报告她的一举一动，但她在床上的勾当即使是联邦调查局也未必能摸得一清二楚。我己经提到过，她的儿子洛基在车祸中丧了命。她的女儿基娜这会儿和她的第二个丈夫在一起。他是一个有着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的白痴，能在三年内出色地赔掉5亿美元。
　　再就是那个兰博，他这会儿正无精打采地坐在五楼房间的一张椅子上，舌头舔着嘴角边的金戒指，手指拨弄着油腻腻的绿头发，一脸怒气地瞧着母亲。他母亲今天居然厚颜无耻地带来一个毛乎乎的小白脸；就因为是我生的，兰博便期待今天能成为富翁，从我手里接过一大笔财富。兰博也带了个律师，那是蒂拉在电视上常见到的那种油头粉面的家伙。她和他上床之后就雇用了他。
　　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在等待着。
　　我对他们个个了如指掌。我在看他们表演。
　　斯尼德从我房间后面走出来。他跟着我已经快30年了；他是个身材矮胖、相貌平平的男人，穿一件白色西装背心，他脾气温顺，总是谦卑地哈着腰，像是在跟国王叩头。斯尼德走到我面前，两手像往常一样交叠在腹部，头微微侧向一边，满脸笑容地问道：“先生，你好！”那种故作轻快的语调还是他许多年前在我们逗留爱尔兰期间学会的。
　　我没吱声，因为我根本不需要回答斯尼德。
　　“要咖啡吗，先生？”
　　“午饭。”
　　斯尼德眨巴眨巴眼睛，腰弯得更低了，接着便蹒跚地步出房间，裤子的翻边拖着地板。我死后他也想暴富，我想他和其他一样，也在数着日子。
　　有钱人的麻烦就在于每个人都想从你那里得到一点好处。只要小小的一份。对一个亿万富翁来说，区区100万算得了什么？
　　给我100万，老家伙，你只是拔根毛而已。筹给我一笔款子，然后我们俩就将这事忘了。把我的名字塞进你的遗嘱里，那儿有的是地方！
　　斯尼德极爱打听，几年前我发现过他在翻我的书桌，我想准是在找当时的那份遗嘱：他盼着我死，因为他指望能得到几百万的遗产，
　　他凭什么想得到我的钱？我几年前就该解雇了他！我在新的遗嘱里并没有提到他的名字！
　　他把一只托盘放在我面前：一包没有开封的里兹牌饼干；一小瓶蜂蜜，瓶口周围有塑料的封口带；一罐12盎司保持在室温的鲜果汁。这份食谱稍有改变，斯尼德就会当场遭解雇。我让他出去，然后把饼干浸在蜂蜜里，我的最后一顿午餐！
　　我坐在那里，透过彩色的玻璃幕墙向外凝望着：天气晴朗的话，我能看见六里之外的华盛顿纪念碑的碑顶，但今天不行，今天的天气有点阴凉，风很大，还有厚厚的云层。这种天气对死亡倒是挺合适的：树枝上被风吹落的最后几片叶子飘落在下面的停车场上。
　　我为什么要担心痛苦？受点小小的折磨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给别人带来的痛苦和折磨远不止这些。
　　我按了一下按钮，斯尼德出现了。他哈了哈腰，把我的轮椅推出房间，沿着大理石的门廊来到大厅，进入了另一扇门：我和他们之间的距离在缩短，但我一点也没有感到不安。
　　我已经让那些精神病医生等了两个多小时。
　　经过我的办公室时，我朝尼古莱特点点头，她是我最新雇用的秘书，一个我很喜欢的可爱的女孩。如果有时间的话，她也许会成为我的第四任妻子：但已经没有时间了。只有最后的几分钟了。
　　一大帮家伙在那儿等——成群的律师和几个要测试我精神状况的精神病专家。他们全挤在会议厅那张长桌的周围。我一进去，他们立刻停止了交谈，纷纷把目光转向我，斯尼德把轮椅推到桌子边上，紧挨着我的律师斯塔福德。
　　一台台摄像机对着各个角度，摄像师们手忙脚乱地在调整焦距：每一个耳语，每一个动作，甚至每一次呼吸，都会被记录在案，因为它们牵涉到的是一笔巨额的财富。
　　在我签署的最后的遗嘱里，我留给我子女的份额很少。和往常一样，遗嘱是由斯塔福德起草的。今天早上我把这份遗嘱扔进粉碎机。
　　我坐在这里是要向所有的人证明，我的脑子完全有能力立一份新的遗嘱。只要这一点得到了证实，那么。我怎样处置这笔财产就不容别人再说三道四了。
　　我对面坐着三个精神病专家——他们分别受雇于三个家庭。他们面前都放有一张名卡，上面印着他们的名字——扎代尔医生，弗劳尔医生，泰森医生。我在仔细观察他们的眼睛和脸。要证明自己神智清醒，就得用目光去同他们交流。
　　他们指望我神经错乱，可我准备把他们当做午餐吞下肚里去。
　　这场闹剧由斯塔福德来主持，等每个人都入了座，摄像机的镜头也对准目标后，他说：“我是乔希·斯塔福德，特罗伊·费伦先生的律师。我右边这位就是费伦先生。”
　　我先同那几个精神病专家较量：我的目光渐次落在他们的脸上，直逼视得他们个个将眼睛闪避开去，三个人全都穿着黑色西装、扎代尔和弗劳尔长着毛茸茸的胡子。泰森打着蝶形领结，看上去不到30岁，三个家庭都有权雇用他们想要的医生。
　　斯塔福德继续说道：“这次会议将由精神病医生组成的专家小组对费伦先生是否具有立遗嘱能力做出鉴定。如果专家小组认定费伦先生神智健全，他将签署一份新的遗嘱，遗嘱将写明他死后所有财产的分配。”
　　斯塔福德用铅笔敲打着他面前那份有一英寸厚的遗嘱文本。我肯定。所有的摄像机此刻都推出遗嘱的特写镜头，这份遗嘱将抽紧这幢大厦里我那些子女和妻子们的每一根神经。
　　他们没有看过这份遗嘱的内容，他们也没有这个权利。遗嘱属于私人文件，只有等立遗嘱人死后才可以公开：继承者们只能猜测它的内容，我给他们某些暗示，那是我精心制造的假象！